清代鄂尔多斯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由满族（女真）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明崇祯帝在景山自杀。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朝。满族首领多尔衮指挥八旗兵，以吴三桂为前导，击败李自成，占领北京。从此，中国进入清朝统治时期。此前的1640年，包括鄂尔多斯部在内的各蒙古部封建主已经全部归属于清。

　　盟旗制度

　　清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在中央设立了理藩院，专门管理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事务，并制定了《理藩院则例》，规定了统治蒙古地区的各项制度，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在内蒙古地区保留蒙古王公世袭统治的各旗称内札萨克，各内札萨克是在重新调整或分封各封建主的牧地“爱玛克”和“鄂托克”的基础上编制起来的旗，旗是基本的军事、行政单位。旗设札萨克1以管理旗务，是一旗最高的行政长官；旗又是清朝皇帝封给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所以札萨克又是旗的领主。

　　清朝政府按照蒙古封建主的地位及对于清朝的功绩和效忠程度，授予他们新的爵位和品级。按其爵位的高低，清政府依次授予优厚的俸禄。各旗札萨克定期分别集会、进行检阅，谓之会盟，会盟时清廷派大臣参加监督。盟长由各旗王公札萨克中选任，由中央政府批准任命。在盟旗之上，又设将军、都统、大臣加强对内属蒙古的管辖和统摄。（图1）

　　七旗会盟

　　鄂尔多斯部归附清朝之后，就实行了旗的建制。当时鄂尔多斯部的济农是衮必里克墨尔根的后裔额璘臣。额璘臣济农降清后，清朝政府于顺治六年(1649年)，封其为多罗郡王，封地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俗称郡王旗。衮必里克墨尔根的的其他后裔分别封给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即准格尔旗)，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即达拉特旗)，鄂尔多斯右翼中旗(即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右翼前旗(即乌审旗)，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即杭锦旗)。六旗共建一盟，会盟于伊克昭（蒙语，大庙之意）2，遗址是今位于达拉特旗的王爱召，故名为“伊克昭盟”，额璘臣担任第一任盟长。乾隆元年（1736年）增设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原札萨克旗)，全盟共有七旗，七旗札萨克均为世袭，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是宗主旗，故有“七旗会盟”之说。

　　伊克昭盟七旗地图

　　清乾隆五年（1740年）伊克昭盟七旗王公聚集于囊苏因庙（今乌审召），在盟长齐旺班珠尔的主持下，决定了七旗的界线，绘制了全盟地图。七旗札萨克还在地图上加盖印章，将地图呈交清廷理藩院，并附有报告，记述了表示各旗边界的地名。为手工绘制而成。地图收录地名近400个，史料价值极高。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绘制了全盟七旗地图。（图2）

　　独贵龙运动

　　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为了弥补战争赔款、镇压全国各地的人民起义，清政府把内蒙古地区变成了他们搜刮驼马银两和抽丁充兵的基地之一，蒙古王公封建主则成为他们的代理人。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及西北回民起义，在内蒙古地区征兵筹饷，摊派驼马。伊克昭盟地区人民称之为“打南阵”，就是强征蒙古族人民去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战争，大部分兵丁战死或病死，生还者很少。同治三年（1864年）以后，当陕、甘回民起义波及内蒙古西部地区时，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和阿拉善旗，成了清政府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战场。伊克昭盟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人民负担了沉重的军费开支。蒙古族人民沦落到人口下降、经济破产、生活极端贫困的境地。

　　伊克昭盟的广大蒙古族人民开始以“独贵龙”的形式，投入到前赴后继的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中。“独贵龙”是蒙语“环形”的意思，是近代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民间秘密组织形式。参加“独贵龙”的群众到约定的地点坐成圆圈形，共同讨论斗争的问题。在纸上签名也呈圆形，反映了其成员是平等的，也是为了在斗争中不易暴露领导者。“独贵龙”有严格的纪律，违反纪律者受到大家的批评和处分，若有遇难者则大家共同冒险营救。

　　鄂尔多斯是近代蒙古族以“独贵龙”组织形式进行反抗封建统治斗争的发源地和摇篮。清道光八年（1828年），乌审旗蒙古族贫苦牧民300多人在普勒斋、珠勒吉格、沙格德尔等人的领导下，组织“独贵龙”，将札萨克王爷的劣迹写成诉状上告盟长，提出呈控，坚持3月之久。从此“独贵龙”运动逐渐扩展至全盟。

　　乌审旗是“独贵龙”运动的发祥地，清咸丰八年（1858年），乌审旗蒙古族牧民在巴拉吉尔、朱勒杰尔嘎拉、德勒格尔等人的率领下，首先发动了“独贵龙”运动。他们反对该旗王公的封建暴政和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兵差徭役，反对官吏抢占耕地，并将债款摊派给牧民。在独贵龙群众的坚决斗争下，逼使伊克昭盟盟长不得不重审该旗的赋税规章，被迫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次斗争使“独贵龙”成为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乌审旗、鄂托克旗、札萨克旗的蒙古族牧民，又以“独贵龙”的形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这是“独贵龙”运动的巨大发展，从此具有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新内容。

　　1904年，郡王旗发生以后台吉额尔德尼格日勒为首的独贵龙运动，坚决抵抗开垦。次年，灶火壕、羊场壕、巴音布拉格塔宾等地牧民和垦务局官军和大地主武装展开斗争。郡王旗的“独贵龙”和札萨克旗的“独贵龙”互为犄角、相互呼应。1905年～1906年，札萨克旗的“独贵龙”如火如荼。3各旗的“独贵龙”此起彼伏，沉重打击了封建王公的统治。（图3）

　　清末放垦

　　1901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4亿五千万两，这就使清政府除暴露了军事上脆弱外，财政上的困难也愈来愈严重。为化解财政危机，山西巡抚岑春煊两次奏请清政府开垦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土地，这一奏议，正迎合了清政府借移民开垦解决财政危机的需要。加之嘉庆以后内蒙古地区私垦和官垦的发展，内地过剩人口的大量流入，已打破了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蒙古封建体制。于是，清政府作出了“移民实边”的决策。

　　1902年1月，清政府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内蒙古西部督办垦务。为了迅速在内蒙古地区垦丈土地，贻谷以垦务大臣兼理藩院尚书衔绥远城将军，节制沿边各道，设清丈局和东路垦务公司，丈放察哈尔左翼四旗和右翼四旗的土地，在包头设西盟垦务总局和西路垦务公司，丈放乌兰察布六旗、伊克昭盟七旗及王爱召东西地的地亩。从此开始了对内蒙古地区的全面放垦。

　　抗垦斗争

　　放垦鄂尔多斯土地，剥夺了蒙旗的户口地、香火地、马场地，蒙古族人民失去了草场、土地和微量的地租，汉族农民无法支撑强迫交纳的押荒银、岁租和渠租。放垦加剧了社会矛盾，激起了蒙汉人民的强烈反对。1903年，杭锦旗人民开始抗恳。1904年，郡王旗的波罗梅林、民人樊二子素和樊三子素、达拉特旗罕将台吉起来反抗王爱召开垦，被清军强力平息。

　　在抗垦斗争中，乌审旗的“独贵龙”运动最为激烈。1905年春，垦务局派员到乌审旗验收丈放该旗所报地亩，乌审旗札萨克同时下令严禁旗民生事。这时，乌审旗牧民又举起了“独贵龙”的旗帜，和垦务官吏及封建王公展开了斗争。领导这次运动的是白音赛音、王喇嘛等，以后成为著名牧民运动领袖的乌力吉吉尔格勒（即席尼喇嘛）也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次“独贵龙”运动先是从乌审旗南部的河南开始，很快遍及全旗，先后在各地组织了十二个“独贵龙”。每个“独贵龙”的规模少则百余户，多至五百户，每户都有一两名男子参加。1906年正月十五，全旗十二个“独贵龙”在海流图庙集会，参加者约两千人。他们宰羊杀牛、祭天盟誓，宣布停缴一切官差杂税，成立了统一领导全旗抗垦斗争的机构——局子（即公会）。“独贵龙”运动由局部斗争汇聚成全旗性的统一行动。当垦务局和王府的官吏丈放土地时，“独贵龙”群众全体出动阻抗。这次“独贵龙”运动，发展到轰轰烈烈的武装抗垦，群众以武力保卫自己的家乡和牧场。他们缴毁了放地文契，驱逐了垦务官吏，迫使清政府和王公札萨克不得不暂时停止放地开垦。这次“独贵龙”坚持了五六年之久，王公札萨克一直不敢报垦土地。垦务局也始终没有能够验收丈放该旗土地。

　　直至1910年，一些封建上层混进了“独贵龙”，并把持了领导权，斗争才归于失败。从这时开始，直至清朝灭亡，蒙古族民众举起“独贵龙”旗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封建压迫、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注释：

　　1.札萨克：官名，蒙古语“执政官”的意思，是一种清朝主要对蒙古族和满族人授予的军事、政治官职爵位。清代将蒙古族住区分设为若干旗，每旗旗长称为札萨克，由蒙古的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贵族充任，管理一旗的军事、行政和司法，受理藩院和将军、都统监督。

　　2.《鄂尔多斯史话》编委会：《鄂尔多斯史话》，华文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3.政协伊金霍洛旗委员会：《郡王府记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