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2016年9月8日-12日,由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馆学会、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丹青遗韵 妙手生花——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暨“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隆重召开。来自日本以及国内敦煌研究院、四川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博物院、陕西省文物鉴定中心、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枣庄市博物馆、呼和浩特市博物馆、辽上京博物馆、斯琴塔娜艺术博物馆、复旦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艺术学院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以及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阿尔寨石窟研究院和鄂尔多斯市境内各旗区文博单位等共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开幕式由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馆长王志浩主持,鄂尔多斯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曾涵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副会长杜晓帆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曾涵局长首先表达了对中外学者的欢迎,在介绍鄂尔多斯市文物工作的同时,也对相关单位主办的“丹青遗韵 妙手生花——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鄂尔多斯博物馆做出的古代壁画艺术保护的积极探索给予了认同和肯定,希望国内外专家学者能够为内蒙古地区特别是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壁画保护提出宝贵意见。杜晓帆教授在致辞中首先以自身的学术经历为引,他提出文化遗产保护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丰富的壁画内容就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集中代表,特别是内蒙古目前发现的丰富壁画,如石窟壁画、寺庙壁画、墓葬壁画,而且民族性、时代性十分强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其他地区都是很少见的。壁画内涵除了艺术史价值外,还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群体,其文化多样性的内涵、保护和利用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后对鄂尔多斯文化多样性也做出积极评价,认为鄂尔多斯地区地域特殊,无论在鄂尔多斯青铜器,还是在壁画方面都代表着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整个欧亚大陆在古代至今天的文化进程发展中鄂尔多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
随后,二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与会学者们的工作和研究领域均与北方地区的古代壁画保护工作密切相关,特别是北方草原辽阔地域的壁画保护工作,涉及了北方地区各时期古代壁画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和壁画文化、艺术交流等问题。根据报告内容可分为:壁画本体保护、揭取与修复、脱离壁画实体的非本体保护、壁画展示与利用以及壁画艺术价值及内容解读等。
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会长、四川博物院马家郁研究员以自身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背景为讨论的开场,他认为鄂尔多斯博物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非常有创意精彩,也很精彩,尤其是对壁画保护倡议墙上的壁画拼图游戏,让他联想到了壁画的截取与复原。他提出:“这次‘摹制’壁画展览展示是一种对原生壁画的间接式保护,我们的保护和研究的最后还是要与公众见面,陈列展示要服务于大众。从过去的一些见闻到今天亲临展览现场,大家都能够亲身感受到,我国北方草原地区迄今发现的古代壁画数量是很大的,分布广,时代久远、连续,题材内容形式都是丰富多彩的,就壁画的品种而言,石窟寺壁画,墓葬壁画,寺观壁画一应俱全。这些精美的壁画是记录和研究我国北方草原先民及其智慧、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无一不是我国北方地区弥足珍贵的艺术瑰宝,在我国的壁画艺术保护当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他认为,这种“摹制法”的壁画展览是别开生面的。北方草原地区的古代壁画,由于种种原因,壁画保护并不乐观,所以此次会议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国际性的专业会。
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保存科学科研究员台信祐尔先生在他的报告《契丹壁画墓切り取り壁画の高精細画像作成及び博物館展示室内における応用例》报告中,重点以辽代契丹壁画墓进行高精细画像切割及博物馆展示和应用的案例进行演讲。他提出,从九州发现的汉光帝时期的汉倭奴国金印,证明汉代时期中日两国就有了广泛的交流。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与内蒙古地区的文博机构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交流与合作。利用高精細画像技术对契丹墓葬壁画进行切割,画面较大时切割的面积不宜过大,之后要进行x荧光分析进行颜料分析、测定,确定修复方案,最终制成数字化三维数字动画,进行数字保护和展示,公众可以通过电脑操作进行观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刘兆和先生认为,古代壁画在整个文物领域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它携带的信息是许多典籍所不及的,是很多文字难以表达、无法替代的。从北方草原壁画内容的边疆民族信息分析表明,自东部沿海向西到葱岭,南到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北到贝加尔湖,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域区域,这一区域的民族、文化逐步向中原进发,影响和和决定着中原文化的发展,认为迫使他们向中原进发的原因是环境使然。就内蒙古地区的壁画整体情况而言,他分析认为大致可分成东西两大区域,一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包括呼市、包头等地区,壁画多是汉代作品;还有一片是以赤峰为中心的,以辽代壁画为主。他认为:“这次‘摹制’壁画展示是一次壁画展示、利用的重要转折,使那些不可移动的壁画能够进入博物馆,让观众看到。它目前是国内最接近文物壁画本体的一种复制品,其携带的表面信息、历史信息比较全,应该是壁画展示上的一个飞跃,也是博物馆展示手段的一个创新,丰富了博物馆的展品,使博物馆成为壁画传播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摹制’壁画展示是一次转折,是一次创新。”对鄂尔多斯博物馆对壁画展示、利用做出的积极探索给予充分肯定。最后呼吁壁画保护的跨界联合,只有跨界联合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最雄先生在《布达拉宮壁画艺术及其保护修复》汇报发言中,重点以布达拉宮壁画艺术保护为案例,全面分析了壁画的保护特点和技术关键问题。首先,就西藏地区壁画整体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其壁画形式属于建筑壁画,总面积达2500多平方米,具有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接着介绍了西藏壁画所代表的独特特征,提出其壁画墙体、制作工艺、地仗材料结构完全不同于内地的壁画,其殿堂的墙体多为块石墙和夯土墙,还有少量轻质篱笆墙,所以在保护、修复等问题上要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和手段。针对目前存在的空鼓、起甲、酥碱、烟熏等壁画病害,都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保护、修复手段,重点对空鼓壁画加固修复进行阐述。通过灌浆加固,充填了地仗层与墙体间的空鼓,壁画地仗层与墙体重新粘贴成为一体,消除了壁画因空鼓而脱落的危险。采用灌浆和锚固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提高了地仗与墙体的粘结力,而且增强了壁画的整体稳定性。采用PS对软土层的渗透加固,提高了地仗或墙体疏松部位软土层的强度。在空鼓壁画检测技术方面,提出了许多检测手段如高频探地雷达系统等。
鄂尔多斯博物馆窦志斌馆长从艺术、美术角度做了题为《北方草原汉墓壁画的文化面貌及艺术特征》的报告。报告全面整理总结出北方草原汉墓壁画的文化面貌、艺术特征和价值成就。截至目前,这一地区共发现汉代壁画墓葬共有八处,计十四座,占目前汉代壁画墓葬总数的1/5还要多。重要者如和林格尔新店子1号墓葬壁画、凤凰山1号壁画墓葬、米拉壕壁画墓群等。这些汉墓壁画的文化面貌集中反映的是汉代庄园经济形态,具有浓郁的边疆少数民族的风貌和特征,并有农耕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映生辉、借鉴融合的特点。在艺术特征方面,具有包罗万象的题材内容、严谨有序的布局和充满气势、张力的构图、巧妙的构思和从稚拙到精致的造型、灵活多变的线条和绚丽丰富的色彩、写实、写意、夸张兼具的表现手法等特征。它们是研究这一特定地域历史、艺术、科技、思想的珍贵资料,与洛阳、关中、辽阳、甘肃汉代壁画一道共同构筑了一道波澜壮阔的汉代历史画卷。
内蒙古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杜晓黎研究员以内蒙古地区的不同时期壁画保护为例,做了题为《古代壁画与摹制壁画展示模式的思考》的报告。她将古代壁画保存、展示总结为三种模式:原址保存——原址保护、整体搬迁——异地保护、展示和揭取保护——馆藏品、陈列展示。以五代、辽代、清代等不同时期大量的壁画保存、展示实例分析得出以上几种壁画保护形式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要“因地制宜”,区别使用。还对传统临摹壁画展示进行了反思,提出“摹制法”壁画保护、展示技术是目前最接近壁画实体的,其体现出的壁画质感和肌理,是传统临摹展示所不及的。从某种角度说摹制壁画作为保存古代壁画信息影像资料的一种独特方式,以及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尝试,也是一种摸索与创新。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摹制法”创始人姚智泉教授的汇报发言题目为《“摹制法”复制技术在古代壁画保护和传播中的探索》。通过总结原址保护、数字数码信息扫描和传统临摹的方法的不足,提出“摹制法”的专利技术。他提出,壁画原址保护是目前理论上最为有效的保护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墓室内部环境的改变,壁画不可避免出现变化,如颜色变淡、霉变、脱落等,很明显原址保护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它们不能被移动、展示和利用。所以,通过摹制法对壁画的全信息进行摹制,是为了把古代壁画现在的面貌保存好留给后人而进行的临摹备份手段,使得具有原壁画材料信息的摹制作品移动展示变为现实,把不可移动文物变为可移动的摹制品走出国门进行博物馆展陈成为可能。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省壁画保护研究基地晏新志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古代墓葬壁画的保护与展示方式再探讨——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通过对永乐宫壁画、法海寺壁画、莫高窟壁画、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壁画、高句丽墓葬壁画等本体保护展示或数字信息展示的几处实例,说明壁画本体保护、展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提出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存的墓室壁画主要采取的是揭取搬迁保护措施,而且在搬迁到室内的揭取壁画要及时更换支撑体,整体加固、表面清理、缺失填补、美学修复等,以满足展示陈列的要求。他提出馆、库一体是目前较为科学合理的保存展示方式,同时要区别对待建筑壁画、石窟壁画、墓葬壁画,如建筑壁画和石窟壁画多为原址保护展示,而墓葬壁画多为迁移保护展示。在壁画保护、保存、展示方面,还提出几点思考,如:要深化馆、院、校合作模式,加强现场保护、揭取的科学技术含量。要及时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修复方案,适时开展保护修复工作,避免壁画揭取后形成的资源浪费。要尽快建立制定符合墓葬壁画实际的现场保护、揭取、运输、保存、监测、修复、展示、利用科学技术指标体系和规范。要适时展示利用壁画,加快壁画数字化信息的采集,推出有区别的、新的保护展示方式等等。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杨蕊女士作了题为《古代墓葬壁画的保护与展示》的报告。对我国自两汉至明清已发现和发掘的壁画墓进行分析,在各种情况的制约下,形成了古代墓葬壁画原址保存、迁址保存、揭取修复保存等多种保护、展示方式,之后对这些保护方式、影响因素和展示方式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比如原址保存的形式有回填封闭式保护、不完全封闭式保存和原址建博物馆保护;迁址保存的形式有整体搬迁和拆除后复原重建;揭取修复保存包括只揭绘画层(含极薄地仗层)、揭取绘画层和部分地仗层和切割分块搬迁保护(连同部分支撑体一起取走)。这些壁画保护保存方式各有优劣,但都是尽可能的减少对壁画文物的二次伤害,是我们不断探索的一个主题和过程。
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保护中心副主任杨文宗先生以唐代韩休墓壁画的揭取修复为汇报主题。通过先进的数字扫描制成的三维动画,首先让观众通过电脑等终端浏览到墓室整体形制和壁画全部情况。重点对韩休墓的科学调查和壁画进行揭取及保护、修复的保护方法做了详尽的阐述。在韩休墓葬壁画内容中,以乐舞图、山水图最具特征,其中乐舞图是近年来发现的绘画面积最大的画幅,胡汉人物同出一个画面,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特别是北壁东侧的山水图是目前唐代墓葬唯一一幅独屏山水图,填补了山水序列的空白。在清理、揭取之前,他们对墓葬的外部大环境和内部微环境采用国家认可的无线传输技术进行检测,包括温度、湿度、含水率、二氧化碳的记录和监测。其次进行的是各种检测分析,制定修复方案,如红外线和X射线检测,确定病害;红外热成像对地面温湿度的分析;三维扫描建模等。最后针对韩休墓壁画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整体揭取和分体揭取,并在室内做详尽地修复工作。整个壁画修复过程明确、详细,对今后的修复工作提供了帮助和指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安定先生演讲题目为《石峁遗址出土壁画制作工艺初步研究》。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石峁遗址于2012年和2013年进行发掘,壁画发现于东城门内瓮城东、西、北墙根部,约3.48平方米,是利用红、黄、绿、黑颜料绘制的几何图案。根据地层、出土陶器,判断壁画为二里头时期遗物。运用对剖面和表面的显微观察、对颜料及白灰层的X射线荧光、X射线衍射、微区拉曼以及微区X射线衍射等方法对壁画进行研究。石峁壁画为有地仗壁画,其中地仗层包括草拌泥层和白灰层,最后在白灰层上作画,这与之后汉代的地仗层和制作工艺相似。绘画技法为先以阴刻起稿线进行整体规划,然后再以各种不同颜料绘制图案,通过对比得出石峁壁画起稿线应为目前发现最早的阴刻起稿线,铁黄、绿土颜料也是最早的应用实例。通过对壁画的制作工艺、绘制技法、颜料等方面的分析研究,认为石峁壁画无论在制作工艺以及绘制技法上均与汉代以后的壁画较为相似,推断中国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及绘制技法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确立,后期壁画不过是继续沿用和丰富而已。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苏东黎女士的报告题目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本体彩绘修复》。千手观音造像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公元1174-1252)年间,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精华龛窟和重要组成部分。对彩绘造像需要修复的各部位解读、各种病害及所占面积的统计、修复的试验和技术路线的确定、以及修复工艺的流程和古人的修缮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大量的修复试验、绘制技法以及色彩颜料的分析研究、修复前后图像数据的对比,为保护的可逆性、科学性和严谨性提供了依据,为其他地区的造像和壁画保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内蒙古师范大学李崇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古代壁画现状性临摹的时代意义》。他认为,现状临摹是将被历史磨损的壁画现状进行客观复制的临摹方法。要求临摹者对壁画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研究,通过细致的画面梳理,进入到画面的深层结构,对作品的整体性做到了然于胸。他将壁画临摹方法比喻为形象的文献与形象的历史,提出壁画临摹是综合性历史变化的形象记录、文物保护与壁画(绘画)技术手段变化的记录、时代审美变化的记录相结合的记录手段,并且倡导与新的科技手段如超高清数码影像技术、VR、AR结合,形成新的博物馆传播手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严静女士的报告题目为《韩休夫妇墓壁画科学调查与研究》。韩休是唐玄宗朝的宰相,韩休与其夫人柳氏的合葬墓位于现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郭新庄村附近。韩休夫妇墓甬道长约7.7米,高1.2米,两侧均绘有壁画,但损毁严重,可见残破的二人抬箱图及其他人物图案等。严静为我们介绍了这座墓葬壁画的研究方法和保护过程,工作流程是对壁画的现场调查、样品采集和样品的分析研究。现场调查包括光学调查、色度记录、工艺材质、病害和环境的调查,样品分析研究包括制作工艺和颜料的研究,给我们呈现了非常严谨科学的壁画保护研究手段。
内蒙古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王永乐先生演讲的题目为《伏龙寺壁画的保护修复》。伏龙寺建立于清乾隆十五年,民国时发生大火,现仅存关帝庙、龙王堂和观音殿。寺庙内的壁画遭受了严重破坏,所以内蒙古博物院组织文物保护人员对残存壁画文物进行了抢救性揭取。揭取之前先进行了病害调查和保护方法的探讨,对画面进行初步清洗和加固,之后进行预加固处理,为了更好地保护壁画,制作了新的地仗。壁画保护修复也较好地遵循了可逆性和少干预等文物保护原则,使用的保护修复材料同壁画本体良好兼容,较好地维持了壁画原貌,给我们以启发。
阿尔寨石窟研究院苏德利格尔院长以《浅谈阿尔寨石窟现实意义》为题,首先简要介绍了阿尔寨石窟壁画的保存现状和重要意义,然后重点讲述了阿尔寨石窟的保护建设情况和旅游开发情况。阿尔寨石窟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到目前为止,阿尔寨石窟所在的山体上共发现65座石窟,22座浮雕石塔,还有6座建筑遗址,许多石窟都绘有壁画,壁画除大量宗教题材外,还有很多世俗题材。在宗教内容中,保存有密宗早期的本教画及萨迦派、宁玛派、格鲁派 代表作,世俗壁画尤以“成吉思汗与夫人及四子受祭图”、“各民族僧俗人等礼佛图”等最为珍贵,其中还发现大量早期的回鹘蒙古文榜题。阿尔寨石窟研究形成了独立学科,其历史跨度大、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学科,有着广阔的学术研究前景。
内蒙古著名的词作家兼艺术家吉尔格楞先生的发言以自身的工作经历为线。他对我国壁画保护的历程和保护方法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并对我国壁画和外国壁画形式作了简要的对比,使我们拓宽了思路,特别重要的是他的壁画创作经历为我们的壁画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研究科沈灵女士以《内蒙古塔尔梁壁画制作工艺和材料的分析研究》为题,通过元素分析(电子能谱仪SEM-EDS)、结晶构造分析(X线衍射分析)、化学构造分析(红外光谱仪和拉曼光谱仪)等研究方法,对五代塔尔梁壁画的颜料层、白底层和地仗层材料进行分析,力在为内蒙古地区五代壁画技法的研究和保护的提供更加丰富的线索。五代十国历时较短,背景复杂,该时期内蒙地区发现的壁画也相对较少,所以更加的珍贵。
鄂尔多斯博物馆业务研究部的高兴超针对壁画中出现的武库图及兵器做了《内蒙古汉墓壁画中武库图及兵器初识》的主旨发言。武库图是汉代画面中经常出现的题材,独具特色,但武库画面多以画像石、画像砖的形式出现,以壁画的形式出现在墓室中并不多见,这一地区它主要发现于和林格尔新店子墓葬壁画、凤凰山墓葬壁画和巴日松古敖包墓葬壁画中。根据兵器的具体用途,将其分为长兵器、短兵器、远射兵器、防御性兵器和与兵器相关的器具等。与其他地区武库图的最大差异,就是这一地区的发现的武库图附近常绘有神兽护卫,抵挡侵害。他提出,武库图出现在墓葬壁画中,不仅表现的是墓主人的武库仓储,更是管理兵器制作机构,是墓主人身份和尚武精神的体现,也是边疆民族政治态势、军事关系的历史见证。
长久以来,对于我国古代壁画的保护、研究一直是文物保护、考古机构以及美术、艺术界非常关注的课题,他们都从各自角度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然而,对古代壁画脱离本体保护的理念和技术手段研究显得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壁画展示、利用、传播、宣传教育方面注目较少,因为以往多看重的是对壁画的本体保护。鄂尔多斯博物馆开创性的采用“摹制法”进行境内壁画的保护展示,是一次壁画展示、利用的重要转折,是一次对古代壁画保护和传播展示的积极探索,也是履行博物馆宗旨的重要职责表现。将自己的摹制壁画展示给公众,接受公众对此种理念的检验;在比较中更加清晰的认识到摹制壁画的特质和优势,“跨界合作”“互补有无”。相信,通过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各研究领域的跨界合作以及摹制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古代壁画的保护工作必将取得长远发展,壁画的展示、利用和传播作用也绘更加成熟、凸显。
文字整理:高兴超、郑淑敏、萨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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