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河第10调查点 发现的石制品及其在史前欧亚草原文化交流中的体现

　　[摘  要]  2011年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河流域考古调查发现71处石器点，其中第10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最多，类型也最为丰富。经研究，该地点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其次为凹缺器、砍砸器和锯齿刃器等，部分石制品表现出欧洲旧石器中晚期莫斯特文化特征。该批材料不仅提供了乌兰木伦河流域远古人类活动的重要资料，也为史前欧亚草原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证据。

　　[关键词]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河；第10地点；石制品；东西文化交流

　　一　发现概况

　　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是我国较早开展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地区，并且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20世纪20年代萨拉乌苏和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因其重要的文化遗存以及人类化石的发现而吸引了世界考古界的目光。到了50-6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在内蒙古中南部即鄂尔多斯高原地区进行了两次旧石器考古调查，又获得了重要成果[1][2]。这些旧石器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史前人类活动频繁，保存有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考古发现中还体现出一定的西方文化元素，表明鄂尔多斯高原还是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图一 乌兰木伦河上游石制品地点分布图（图中红色五角星为第10地点）

　　时隔近90年后的2010年5月，古生物化石爱好者古日扎布在建设中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景观河北岸发现了乌兰木伦遗址[3][4]。经过多次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用火遗迹等，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其是继萨拉乌苏和水洞沟遗址之后，鄂尔多斯地区史前考古领域的一次重大发现。鉴于乌兰木伦遗址的重要性，为全面了解乌兰木伦河流域的地质、地貌以及该类遗存的分布情况，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部门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流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古调查。调查范围以乌兰木伦遗址为起点，对乌兰木伦河流域上游展开调查，时间为2011年5月至12月止。乌兰木伦河流域地处鄂尔多斯高原隆起部位，地形总趋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该河中上游横穿伊金霍洛旗中西部地区，地形呈波状起伏，海拔高度在1400m左右，为外流水系，沟壑较多，切割较浅，属流域面积不大的季节性河流。由于第四纪时期鄂尔多斯陆台间歇性的上升或下降，稳定沉积期露出水面高处的岩层风化，在河道两侧或湖盆中沉积；抬升下切期则新沉积物或新老沉积物被局部或全部下蚀，这样就形成了河道两侧现存的一些明显的或模糊的片段形河湖阶地或河流阶地。本次调查重点集中在西乌兰木伦河流经区域两岸的阶地。调查距离长约138km，面积近3065 km2，共发现含有石制品的地点71个，采集石制品1665件。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工具等。工具类型较为丰富，有砍砸器、刮削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尖状器、两面器、钻具、石刀、盘状器、鸟喙状器等。这些材料为探讨乌兰木伦河流域远古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这些地点中，第10地点发现石制品数量最为丰富，精制品也最多。该地点位于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掌岗图村七社，东南距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约9.3km。地处乌兰木伦河上游南岸，距河道直线距离2.4km。其主要分布于小柳格尔沟东的四道走向平行、彼此相连的山梁上，山体基岩为白垩系的红色砂岩，地表为全新世灰黄色泥质砂土；在梁与梁之间的冲沟断崖处，保留有一定厚度的坡积黄土。本文主要对该地点发现的石制品进行描述，并对其中存在的西方旧石器文化特点予以讨论。

　　

　　二　石制品描述

　　第10地点调查发现的石制品多集中于山梁顶部及山梁的西、南半坡处。标本均采自地表，共351件。其在乌兰木伦河流域各个调查点中面积最大、标本数量最多、器物类型最丰富。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70件，石片140件，石叶1件，各类工具113件，石锤1件，备料14件，断块12件。此外还有少量的动物骨骼标本。石制品原料有石英岩、燧石和石英。其中石英岩最多，占97%；石英次之，占2%；燧石最少，占1%。石核剥片和工具修理方法主要为锤击法，一些工具类型的修理使用了软锤技术和压制法。

  　1.石核（11WI10-C13）； 2.凸刃刮削器（11WI10-C244）；3.凹刃刮削器（11WI10-C190）；4.锯齿刃器（11WI10-C123）；5.盘状刮削器（11WI10-C157）；6.尖状器（11WI10-C172）；7.石刀（11WI10-C89）8.端刮器（11WI10-C187）；9.石叶（11WI10-C149）；10.锯齿刃器（11WI10-C104）

　　                                                          图二 第10地点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一）石核 70件，占该地点石制品总数的19.9％。

　　标本11WI10-C13，修理台面石核。原料为灰绿色石英砂岩，夹杂紫红色斑块。长、宽、厚分别为55.7mm、54.7mm、37.6mm，重113g。毛坯为磨圆砾石。打制者先沿着砾石的边缘打片，剥下了约3层片疤，片疤都较小，并且最后一层片疤在打片时遇到节理，没能较好的剥[]下石片。随后，打制者以破裂面为台面进行剥片，共剥下2层石片，最大完整片疤长20.5mm，宽18.6mm。值得注意的是，该石核有些剥片台面是经过预制的（图二，1）。

　

　　（二）石叶1件。

　　标本11WI10-C149，原料为灰褐色石英砂岩，夹杂深褐色条状纹。长、宽、厚分别为51.3mm、16.7mm、14.1mm，重13g。台面为三角形，宽14.7mm，厚10.1mm；台面内角124°，台面外角66°。石叶背面有6个大小不等的片疤，方向各不相同，形成一个引导石叶生产的纵脊（图二，9）。

　　（三）工具113件，占32.2％。类包括有石锤、砍砸器、刮削器、锯齿刃器、凹缺器、端刮器、钻具、尖状器、石刀和鸟喙状器等。其中各类刮削器数量较多。

　　刮削器 46件。原料多为石英岩，毛坯以石片为主。加工方式主要有正向、反向、交互和复向等。按刃缘可划分为直刃、凸刃、凹刃、盘状刃缘等。其中直刃20件，凸刃15件，凹刃9件，盘状刃缘2件。

　　标本11WI10-C244，凸刃刮削器。原料为深绿色石英砂岩。长、宽、厚分别为57.5 mm、37.1 mm、7.7 mm，重22 g。毛坯为石片远端，并在远端边缘由背面向破裂面连续加工，形成弧凸刃缘。修疤细小，但不均匀，使刃缘不够平齐（图二，2）。刃缘长73 mm，刃角55°。

　　标本11WI10-C190，凹刃刮削器。原料为灰褐色石英砂岩。长、宽、厚分别为59.6mm、52.6mm、13.3mm，重48g。毛坯为Ⅱ型石片。石片背面有7个方向不同、大小不等的片疤，其中两个完整片疤中一个和石片方向相同，一个相反。在靠近石片近端和远端部位保留部分石皮。在石片的右侧由腹面向背面加工形成一个凹形刃缘，加工片疤层数为2层，刃缘长度40mm，刃角53°（图二，3）。

　　标本11WI10-C157，盘状刮削器。原料为土黄色的石英岩。长、宽、厚分别为90.2mm、70.3mm、16.2mm，重96g。片状毛坯，两头略尖近似椭圆。一面稍微凸起；一面平整，可能为节理所致。修理方式是由较平的正面向背面加工，背面全部覆盖层叠的修理片疤；周边刃缘有连续均匀的修疤。左侧刃缘较凸，刃角36°；右侧刃缘较缓，刃角26°。左右相交形成一个刃角为117°的尖（图二，5）。

　　锯齿刃器17件。原料多为石英岩，毛坯以石片为主。加工方式有正向、反向、交互等。

　　标本11WI10-C123，原料为灰褐色石英砂岩。长、宽、厚分别为84.2mm、54.6mm、19.8mm，重114g。石片毛坯。其加工部位位于毛坯较长的边缘，采用交互加工的方式，加工层数为一层，刃角60°。另外，与该刃缘相邻的毛坯较短边缘也被修理成半圆弧状的状凸刃缘，采用正向加工的方式，有多层修疤，刃缘齐整，刃角56°（图二，4）。

　　标本11WI10-C104，原料为土黄色石英砂岩，夹杂深紫色条状纹。长、宽、厚分别为120mm、106.8mm、30.3mm，重473g。毛坯为Ⅰ型大石片。在石片的左侧，由腹面向背面加工，可见3个较大的片疤，形成一个长81.6mm，刃角62°的锯齿刃刃缘。石片的远端也采用正向加工的方式，可见大小不均的6个片疤，加工层数为2层；刃口呈锯齿状。石片背面保留了较多的石皮（图二，10）。

　　端刮器3件，原料均为石英岩。

　　标本11WI10-C187，原料为灰绿色的石英岩，周身遍布有细小的黑色斑点，刃口处还散布有细小的红色斑点。长、宽、厚分别为72.7mm、44.4mm、12.3mm，重55g。毛坯是Ⅵ型石片。石片毛坯的背面有一个与毛坯剥片方向一致的长型片疤，使其呈扁平状。在石片的远端修理成一个长37.8mm的端刮器刃缘，刃口较平齐，刃角62°。刃缘可见2层修疤，第1层较大且连续，最大修疤长13.4mm。在第1层修疤基础上有一连续正向加工的修理片疤，该层片疤较小，尺寸相近，长、宽分别为3mm和2mm。石片的左侧采用交互加工进行了修理，修疤均匀连续；石片右侧则经交互打击进行修理，两侧修理长度相当。推测石片背面的长型剥片，可能是为了适于捆绑而进行的剥片（图二，8）。

　　尖状器1件。标本11WI10-C172，原料为深灰色的石英岩，夹杂绿色斜条纹及小黑点。长、宽、厚分别为61.8mm、38.8mm、 14.2mm，重38g。标本表面有轻微的磨圆。毛坯为断块，形状近似于三角形，其中一面平整。修理方式是由较平的一面向另一面加工，加工面全部覆盖层叠修理片疤，最长修疤穿过中脊。左、右两侧皆有连续的修理，形成长60mm和61mm的两个平直刃缘，它们相交形成53°的尖角（图二，6）。

　　石刀1件。标本11WI10-C89，原料为浅黄色石英砂岩，保留的石皮呈橘红色。长、宽、厚分别为51.4mm、24.6mm、8.6mm，重12g。石片毛坯。在石片毛坯的近端由石片背面向腹面进行加工，片疤陡直连续，推测可能是为手握方便而进行的修理。与修理手握部位相对的一侧为石片腹面和背面相交形成的一个锋利的平直刃缘，边缘有轻微破损，刃角30°（图二，7）。

　　三　结语和讨论

　　（一）石制品特点

　　从该地点所采集的351件石制品来看，其原料多为石英岩，此外还有少量的燧石和石英。石核多为两个或以上台面石核，剥片程度较高；剥片多采用锤击法。石片各个类型均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采集石制品中还包括数量极少的石叶石核和石叶。工具类型多样，以刮削器为最多，其次为凹缺器、砍砸器和锯齿刃器；除砍砸器外，工具毛坯多为石片；工具加工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中包括软锤法，此外还有压制法等；加工方式多样，有正向、反向、复向、交互等；从大小上看，工具以中型及大型为多，小型次之。

　　从这些石制品的原料、类型和工具毛坯选择来看，其与乌兰木伦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3][4]，例如多以石英岩为原料，刮削器和凹缺器数量较多，工具毛坯多为石片等；但从器物尺寸大小和制作技术精细程度来看，又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特别是部分制作精细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与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差别很大，显示出年代相对要晚的特征。但一些两面或单面通体修理的石制品与张森水先生上世纪在内蒙古中南部调查发现的石制品极为相似[3,4]。

　　（二）史前欧亚草原文化交流在第10地点石制品中的体现[]

　　莫斯特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使用修理石核技术，典型器物是用石片精心制作的边刮器和三角形尖状器。此外还有凹缺器、锯齿状器、石球、钝背石刀和小型手斧等，其中以边刮器为主，特别是横刃刮削器，我国通常称为半月形或半圆形刮削器，其边刃通常有密集的鱼鳞状修疤，被称为“奎那修理”[5]。

　　而在乌兰木伦河流域调查第10地点中发现并采集到的石制品，工具类型丰富，不仅有剥片台面是经过预制的石核(图二，1) ，打制者先沿着砾石的边缘打片，随后以破裂面为台面进行剥片，存在修理台面技术的体现，有欧洲的修理石核技术的风格；石叶技术(图二，9)，与欧洲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长石叶相似，表现为长度为宽度的两倍以上，两侧准平行，腹面平坦，背面隆起有一条纵脊；加工精致的尖状器(图二，6)，形状近似于三角形，有使用软锤法或压制法的修理方式，是由较平的一面向另一面加工，加工面全部覆盖层叠修理片疤，左、右两侧皆有连续的修理，与欧洲莫斯特文化的尖状器相比，器型和加工方法相近；刮削器(图二，5)，两头略尖近似椭圆，修理方式是由较平的正面向背面加工，周边刃缘有连续均匀的修疤，有使用软锤法或压制法的特征，修整剥落的片疤布满整个器型的背面，体现出欧洲莫斯特文化的技术风格；端刮器(图二，8)，器物左侧采用交互加工进行了修理，修疤均匀连续，右侧则经交互打击进行修理，两侧修理长度相当，推测石片背面的长型剥片，可能是为了适于捆绑而进行的剥片，其器型和加工方法既与欧洲旧石器晚期奥瑞纳文化的圆头刮削器类似和接近，也与水洞沟（1960、1980年出土）的端刮器较接近[6]，其器型下部适于捆绑的痕迹又与欧洲旧石器晚期出现的大量复合工具相近。综上所述，这些相似与欧洲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特点的器物器型和成熟使用压制法、软锤法修理技术的工具，都体现出了欧洲旧石器文化的技术风格和特征，是早期人类在鄂尔多斯地区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的证据，表明鄂尔多斯高原在史前欧亚草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位置。

　　[注  释]

　　本文是在乌兰木伦河流域旧石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的。参与此次调查及给予我写作帮助的老师和同事有，侯亚梅、杨泽蒙、尹春雷、甄自明、刘扬、卢悦、刘光彩、古日扎布、苞蕾、李双、李明波、韩珍、浩日瓦、边疆、白虹等，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参考文献]

　　[1]张森水.内蒙中南部和山西西北部新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31-40.

　　[2]张森水.内蒙古中南部旧石器的新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2-2):129-140.

　　[3]侯亚梅,王志浩,杨泽蒙等.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2010年1期试掘及其意义.第四纪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2-2):178-187.

　　[4]王志浩,侯亚梅,杨泽蒙等.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考古.北京:考古杂志社,2012(7):3-13.

　　[5]汤惠生.水洞沟与莫斯特.旧石器时代论文集--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69-77.

　　[6]钟侃,王惠民.水洞沟文化中的欧洲旧石器技术风格.旧石器时代论文集-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9-68.

　　THE STONE ARTIFACTS DISCOVERED IN THE UPPER WULANMULUN RIGION IN ORDO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ULT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YANG Jungang

　　（Ordos Antiquity & Archaeology Institution，Ordos017010，china）

　　Abstract: The locality 10 discovered in the Upper Wulanmulun region was collected  many stone artifacts on the surface. The stone artifacts included cores, flakes, tools and chunks. The tools were the largest numbers, including scrapers, notches, choppers and denticulates, etc. These discoveres were important for us to know the ancient people who lived along the Wulanmuln River. And some artifacts implicate that t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has existed in the prehistory.

　　Key words: Ordos, Wulanmulun River, Locality 10, Stone artifacts, Cult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