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角度谈鄂尔多斯荒漠化的进程与反思

　　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王龙

　　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隆重召开，向全世界展示了近年来鄂尔多斯在治沙、防沙、沙产业开发等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契机下，笔者作为文博系统的工作者，试图从历史唯物观点出发，结合我市考古发掘的一些发现及史料记载，来探讨鄂尔多斯地区逐步荒漠化的历史过程。以此给我市当前进行的沙产业开发、荒漠化治理等方面，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思考，为更好地利用沙漠资源、恢复生态环境提供些许启迪。

　　一、鄂尔多斯荒漠化概况

　　鄂尔多斯市东西长的400公里，南北宽340公里，辖区面积8.7万平方千米。属端大陆性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是暖湿海洋气流的最后一站。年平均降水量200-400毫米，蒸发量为2000-2800毫米，属半荒漠棕钙土地带。地理构造上以杭锦旗四十里梁-东胜-敖包梁-点素敖包隆起的高原线为准，分为南北两部分。横亘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主要沙漠带有：一是处于脊线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二是处于脊线北部的库布齐沙漠，位于黄河南岸，呈东西带状分布。三是位于宁夏河东地区的零星沙带，以流动的新月型沙丘为主，规模较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上主要沙漠地带和半荒漠化沙区一度达到全市总积90％左右，教训深刻，值得我们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与关注。

　　二、鄂尔多斯史前地理地貌演变

　　在距今36亿年至19亿年之间，鄂尔多斯通过阜平、五台、吕梁三次地质运动，形成稳定的鄂尔多斯古陆，在6亿年左右鄂尔多斯古陆下沉成为鄂尔多斯古海。到距今2．2亿年至7000万年，鄂尔多斯成为盆地。进入第四纪时，鄂尔多斯持续抬升成为鄂尔多斯高原，该地区出现了大量“被子植物”，动物进入了哺乳动物大发展时期。之后在14万年前孕育了萨拉乌苏文化，7万年前出现乌兰木伦遗址。这些遗址的集中、大量出现，进一步说明维持当时极度脆弱生命的自然环境则极度的丰腴，至少在2万年之前，鄂尔多斯盆地河流密布、植被茂盛、温度适宜，并没有出现大面积荒化情況。大约进入中原地区的商周早期，鄂尔多斯先后出现了准格尔旗大口村的“大口二期文化”和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这一时期人类生产活动日趋频繁，开始出现原始农业和手工业雏形，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日益扩大。通过人类的长期改造，区域的地理地貌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当然这与全球性的地质变化和气候变化也存在极大地联系，人类只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并起着尤为突出的重大影响。

　　三、历史上三次土地开发对荒漠化的助推作用

　　随着鄂尔多斯地区进入人类文明大发展时期，从秦汉以来，这经历的三次大規模人类垦荒耕植活动，按照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秦汉时期的农耕文明介入阶段：二是隋唐时期的农业规模及生产能力持续提高段：三是明清时期的农牧业交互索取恶化阶段。这些对自然环境的干扰性活动，打了环境的平衡规律，破坏了自给自足的生态链条，极大地加速了鄂尔多斯荒漠化。

　　（一）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边防解决匈奴的袭扰，于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括将兵北击匈奴，使其退却了700余里。从此开始了移民实边的防务政策，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另据《河套图考》载：“北河即无定河，迁其民以实套中之地”。这样的政策促使了鄂尔多斯地区开始大面积农耕，而随着秦王朝统治于公元前206年终结，政局动荡、战火连年，大面积农耕土地开始荒芜，屯边农民返回原籍，这里的种植业被废弃和停止。

　　进入汉代，文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和屯垦实边政策。公元前127年，西汉王朝从匈奴手中重新夺回鄂尔多斯，于武帝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武帝元狩三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汉书.武帝纪》也说：元狩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他们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已具有丰富经验，使这一区域农耕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外西汉王朝还实行了戍边屯垦政策，武帝元鼎四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元鼎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这些大批移民和屯田土兵，开辟了大片鄂尔多斯处女地。到了西汉晚期，鄂尔多斯农耕农民为80550户，农业人口约42万人，加上匈奴归附安置的约10万人，总人口超50万人，农耕成为当地主要生产方式之一，构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结构，西汉末年中原地区起义频发，朝廷无暇北顾，河套地区被匈奴所重新占据，致使农业经济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居于河套西北的羌族“为汉事苦”，奋起反抗，光武帝将处于杂居的汉民迁往内地，鄂尔多斯大部分土地濒临荒芜，植被被进一步破坏。此后近100年间，留居于此的汉族和匈奴共居相处，部分匈奴人学会农耕技术，农牧业的互补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出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的场景。

　　这些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促进了统治王朝的生活、生资料的积累，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面积原始土地被无节制开发，加之朝代更选的影响，处于于无序管理的农耕土地极易被风化扬沙，造成了大面积荒漠化的基础诱因。

　　（二）隋唐时期

　　短暂的隋王朝，为应対北方突厥的侵占，控制边患。于开皇三年派朔方总管赵仲卿在“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戍边驻军，就地屯垦种田，发展农业生产，经过短暂经营使鄂尔多斯地区的农耕经济又有了局部恢复。

　　公元684年，唐王朝在河套以北设立东、中、西三座“受降城”屯兵驻扎，遥相呼应，设庞大的屯田区。其中在唐玄宗时期，在关内道设有：北使二屯，盐州监牧四屯，定远四屯，胜州十四屯，盐池七屯，夏州二屯。同时实行均田制，关内道农民每人受田30亩。均田制的实行，扩大了唐代的耕地面积，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繁荣了盛唐，呈现出“米斗四五钱，牛马布野，外户动则数日不闭”的升平局面。由于这一时期农民得到了土地，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工具极大提高，将二牛抬杠直辕犁改为曲辕犁，并配置了耕索和曲轭，同时在今鄂托克旗兴修水利工程，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人口规模进一步提高，如唐天宝年间，夏州三县共有53014口，胜州二县共有人口10903口，丰州二县共有人口9641口，总计73558口人。虽较西汉时期人口相对减少，但当时的农业规模及产出并不逊色。到了唐后期随着“党项”族逐步控制鄂尔多斯，游牧习俗逐步占据主导，使大面积耕地退化成草原，只在今准格尔旗丰州还部分存在着农业生产方式。

　　隋唐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经历了第二次农耕垦荒，随着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土地的索取持续加大，经过反复开垦，间歇荒废，再结合地理气候不确定等因素的变化，以及无节制的土地开发，再次造成鄂尔多斯地区半荒漠化的加速发展。

　　（三）明清时期

　　明朝早期势力范围一度达鄂尔多斯地区，朱元璋出于对政权的巩固，积极采取了“轻徭役、重桑植”的农业鼓励政策。在吸取汉唐时期的经验，同样在边防地区实行戍边屯垦政策，驻军实行“三分守域、七分屯种”，如“榆林卫”在成化六年驻军5000人，到万历九年增加到53254人，按照守军规模，大约有35000人以事农业生产。这一时明毛乌素沙漠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据史载榆林“东西延袤一千五百里，其间筑有边墙，堪护耕作者仅十有三四、……镇城一望黄沙，弥漫边际，寸草不生，……，即有一二可耕之地，曾不终朝……疆界然……”。这种背景下农业活动大受其挫。公元1522年明王朝弃套而去，这里的农业经济停滞、沙化加剧。

　　清朝建立初期，清政府对鄂尔多斯部采取了封锁控制政策，并于顺治年间沿明代长城北侧划出一条南北50华里的“禁留地”作为禁区，汉民不得入内耕种、蒙民不得入内放牧，更不得跨域“禁留地”从事交往。这块东西延伸千里的“禁留地”适当的保护了自然生态，植被茂盛呈黛色，也被称作“黑界地”。但到了公元1682年（康熙十一年）鄂尔多斯部奏请康熙皇帝，被准予进入黑界地放牧，从此开启了清代的垦荒序幕。公元1679年（康熙三十六年年），伊克昭盟盟长奏请康熙“愿与民人同种地、两有裨益”理藩院传达了康熙旨意：“有百姓出口种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即行停止”。此后晋陕边民大量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在南部边缘兴起了相当规模的农业经济，到同治年间迁入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近20万之多。

　　进入清代晚期，随着国力的下降，加之蒙古王公变本加厉的搜刮，不平等条约的赔款等一系列因素，加速了统治阶层对鄂尔多斯资源的压榨式索取，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伊克昭盟共报垦45356顷，放垦35532顷，今黄河以南实际放垦面积约1．6万顷。在放垦的大潮下，鄂尔多斯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无节制开发，致使数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滥垦频发，加速了植被退化、草原沙化和水土流失。

　　明清两朝，鄂尔多斯沙化面积持续扩大，农牧业的交互式盘剥，尤其到近代以后，放垦规模史无前例，人类生产性破坏能力急速的放大，原始落后的农耕技术，淡漠的生态保护意识，统治阶层的无序管理，加速了鄂尔多斯荒漠化的历史进程。

　　四、新时期防沙、治沙取得成果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境治理力度的投入，鄂尔多斯市通过实施“禁牧还草、退耕还林”系列有力政策、转变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实施人工种草等措施、全力推进荒化治理，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恢复的多赢之路。目前全市森体覆盖率达到26．7%，植被覆盖度稳定在75%以上，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80．5万宙，沙化土地总面积减少42．7万面，毛乌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治理率分别达到70％和25％，并先后荣获全国防沙治沙综合治理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

　　鄂尔多斯地区的沙质地表和干旱气候环境，是沙漠化发生的基本内因。而人为的生产活动因素是这一地区沙漠化的主要外因，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关键的主导因素。农业开发曾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曾经在人类繁行生息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盲目的土地开发对环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是极为令人瞠目的。时值全球关于环境治理共识的形成，鄂尔多斯站在世界防治荒漠化的典型位置，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利用科学的管理模式，行政的有效介入，创新的环保理念，做好鄂尔多斯防沙、治沙、沙产业利用和开发这篇文章，才是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与冀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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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爱的部尔多斯》夏日主编1985年3月第一版

　　[3]《鄂尔多斯史论集》陈育宁著2006年6月第一版

　　[4]《鄂尔多斯地区农耕的开端和地域社会变动）N.哈斯巴根《边疆民族》2006年11月第四期

　　[5]《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候甬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10月第22卷第4辑

　　[6]《明清内蒙古西部上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肖瑞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7月第4期第33卷

　　[7]《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史念海

　　[8]《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王卫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12月第10卷第4期

　　[9]《鄂尔多斯历史农业概论》王生伟

　　[10]《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人文景观》侯甬坚、周杰、王燕新《中国沙漠》2001年6月第21卷第2期

　　[11]《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冯文勇、王乃昂、何彤慧《经济地理》2010年3月第30卷第3期

　　[12]《鄂尔多斯早古生代古构造》冯增昭、鲍志东康祺发、张水生、谭健、李振亚、庞福民、赵学仁《古地理学报》1999年5月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