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角度谈鄂尔多斯荒漠化的进程与反思

作者 : 王龙来源:《鄂尔多斯文化旅游》     发布时间:2019-07-14 16:38

  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王龙

  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隆重召开,向全世界展示了近年来鄂尔多斯在治沙、防沙、沙产业开发等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契机下,笔者作为文博系统的工作者,试图从历史唯物观点出发,结合我市考古发掘的一些发现及史料记载,来探讨鄂尔多斯地区逐步荒漠化的历史过程。以此给我市当前进行的沙产业开发、荒漠化治理等方面,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思考,为更好地利用沙漠资源、恢复生态环境提供些许启迪。

  一、鄂尔多斯荒漠化概况

  鄂尔多斯市东西长的400公里,南北宽340公里,辖区面积8.7万平方千米。属端大陆性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是暖湿海洋气流的最后一站。年平均降水量200-400毫米,蒸发量为2000-2800毫米,属半荒漠棕钙土地带。地理构造上以杭锦旗四十里梁-东胜-敖包梁-点素敖包隆起的高原线为准,分为南北两部分。横亘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主要沙漠带有:一是处于脊线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二是处于脊线北部的库布齐沙漠,位于黄河南岸,呈东西带状分布。三是位于宁夏河东地区的零星沙带,以流动的新月型沙丘为主,规模较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上主要沙漠地带和半荒漠化沙区一度达到全市总积90%左右,教训深刻,值得我们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与关注。

  二、鄂尔多斯史前地理地貌演变

  在距今36亿年至19亿年之间,鄂尔多斯通过阜平、五台、吕梁三次地质运动,形成稳定的鄂尔多斯古陆,在6亿年左右鄂尔多斯古陆下沉成为鄂尔多斯古海。到距今2.2亿年至7000万年,鄂尔多斯成为盆地。进入第四纪时,鄂尔多斯持续抬升成为鄂尔多斯高原,该地区出现了大量“被子植物”,动物进入了哺乳动物大发展时期。之后在14万年前孕育了萨拉乌苏文化,7万年前出现乌兰木伦遗址。这些遗址的集中、大量出现,进一步说明维持当时极度脆弱生命的自然环境则极度的丰腴,至少在2万年之前,鄂尔多斯盆地河流密布、植被茂盛、温度适宜,并没有出现大面积荒化情況。大约进入中原地区的商周早期,鄂尔多斯先后出现了准格尔旗大口村的“大口二期文化”和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这一时期人类生产活动日趋频繁,开始出现原始农业和手工业雏形,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日益扩大。通过人类的长期改造,区域的地理地貌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当然这与全球性的地质变化和气候变化也存在极大地联系,人类只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并起着尤为突出的重大影响。

  三、历史上三次土地开发对荒漠化的助推作用

  随着鄂尔多斯地区进入人类文明大发展时期,从秦汉以来,这经历的三次大規模人类垦荒耕植活动,按照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秦汉时期的农耕文明介入阶段:二是隋唐时期的农业规模及生产能力持续提高段:三是明清时期的农牧业交互索取恶化阶段。这些对自然环境的干扰性活动,打了环境的平衡规律,破坏了自给自足的生态链条,极大地加速了鄂尔多斯荒漠化。

  (一)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边防解决匈奴的袭扰,于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括将兵北击匈奴,使其退却了700余里。从此开始了移民实边的防务政策,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另据《河套图考》载:“北河即无定河,迁其民以实套中之地”。这样的政策促使了鄂尔多斯地区开始大面积农耕,而随着秦王朝统治于公元前206年终结,政局动荡、战火连年,大面积农耕土地开始荒芜,屯边农民返回原籍,这里的种植业被废弃和停止。

  进入汉代,文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和屯垦实边政策。公元前127年,西汉王朝从匈奴手中重新夺回鄂尔多斯,于武帝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武帝元狩三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汉书.武帝纪》也说:元狩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他们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已具有丰富经验,使这一区域农耕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外西汉王朝还实行了戍边屯垦政策,武帝元鼎四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元鼎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这些大批移民和屯田土兵,开辟了大片鄂尔多斯处女地。到了西汉晚期,鄂尔多斯农耕农民为80550户,农业人口约42万人,加上匈奴归附安置的约10万人,总人口超50万人,农耕成为当地主要生产方式之一,构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结构,西汉末年中原地区起义频发,朝廷无暇北顾,河套地区被匈奴所重新占据,致使农业经济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居于河套西北的羌族“为汉事苦”,奋起反抗,光武帝将处于杂居的汉民迁往内地,鄂尔多斯大部分土地濒临荒芜,植被被进一步破坏。此后近100年间,留居于此的汉族和匈奴共居相处,部分匈奴人学会农耕技术,农牧业的互补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出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的场景。

  这些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促进了统治王朝的生活、生资料的积累,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面积原始土地被无节制开发,加之朝代更选的影响,处于于无序管理的农耕土地极易被风化扬沙,造成了大面积荒漠化的基础诱因。

  (二)隋唐时期

  短暂的隋王朝,为应対北方突厥的侵占,控制边患。于开皇三年派朔方总管赵仲卿在“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戍边驻军,就地屯垦种田,发展农业生产,经过短暂经营使鄂尔多斯地区的农耕经济又有了局部恢复。

  公元684年,唐王朝在河套以北设立东、中、西三座“受降城”屯兵驻扎,遥相呼应,设庞大的屯田区。其中在唐玄宗时期,在关内道设有:北使二屯,盐州监牧四屯,定远四屯,胜州十四屯,盐池七屯,夏州二屯。同时实行均田制,关内道农民每人受田30亩。均田制的实行,扩大了唐代的耕地面积,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繁荣了盛唐,呈现出“米斗四五钱,牛马布野,外户动则数日不闭”的升平局面。由于这一时期农民得到了土地,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工具极大提高,将二牛抬杠直辕犁改为曲辕犁,并配置了耕索和曲轭,同时在今鄂托克旗兴修水利工程,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人口规模进一步提高,如唐天宝年间,夏州三县共有53014口,胜州二县共有人口10903口,丰州二县共有人口9641口,总计73558口人。虽较西汉时期人口相对减少,但当时的农业规模及产出并不逊色。到了唐后期随着“党项”族逐步控制鄂尔多斯,游牧习俗逐步占据主导,使大面积耕地退化成草原,只在今准格尔旗丰州还部分存在着农业生产方式。

  隋唐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经历了第二次农耕垦荒,随着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土地的索取持续加大,经过反复开垦,间歇荒废,再结合地理气候不确定等因素的变化,以及无节制的土地开发,再次造成鄂尔多斯地区半荒漠化的加速发展。

  (三)明清时期

  明朝早期势力范围一度达鄂尔多斯地区,朱元璋出于对政权的巩固,积极采取了“轻徭役、重桑植”的农业鼓励政策。在吸取汉唐时期的经验,同样在边防地区实行戍边屯垦政策,驻军实行“三分守域、七分屯种”,如“榆林卫”在成化六年驻军5000人,到万历九年增加到53254人,按照守军规模,大约有35000人以事农业生产。这一时明毛乌素沙漠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据史载榆林“东西延袤一千五百里,其间筑有边墙,堪护耕作者仅十有三四、……镇城一望黄沙,弥漫边际,寸草不生,……,即有一二可耕之地,曾不终朝……疆界然……”。这种背景下农业活动大受其挫。公元1522年明王朝弃套而去,这里的农业经济停滞、沙化加剧。

  清朝建立初期,清政府对鄂尔多斯部采取了封锁控制政策,并于顺治年间沿明代长城北侧划出一条南北50华里的“禁留地”作为禁区,汉民不得入内耕种、蒙民不得入内放牧,更不得跨域“禁留地”从事交往。这块东西延伸千里的“禁留地”适当的保护了自然生态,植被茂盛呈黛色,也被称作“黑界地”。但到了公元1682年(康熙十一年)鄂尔多斯部奏请康熙皇帝,被准予进入黑界地放牧,从此开启了清代的垦荒序幕。公元1679年(康熙三十六年年),伊克昭盟盟长奏请康熙“愿与民人同种地、两有裨益”理藩院传达了康熙旨意:“有百姓出口种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即行停止”。此后晋陕边民大量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在南部边缘兴起了相当规模的农业经济,到同治年间迁入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近20万之多。

  进入清代晚期,随着国力的下降,加之蒙古王公变本加厉的搜刮,不平等条约的赔款等一系列因素,加速了统治阶层对鄂尔多斯资源的压榨式索取,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伊克昭盟共报垦45356顷,放垦35532顷,今黄河以南实际放垦面积约1.6万顷。在放垦的大潮下,鄂尔多斯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无节制开发,致使数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滥垦频发,加速了植被退化、草原沙化和水土流失。

  明清两朝,鄂尔多斯沙化面积持续扩大,农牧业的交互式盘剥,尤其到近代以后,放垦规模史无前例,人类生产性破坏能力急速的放大,原始落后的农耕技术,淡漠的生态保护意识,统治阶层的无序管理,加速了鄂尔多斯荒漠化的历史进程。

  四、新时期防沙、治沙取得成果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境治理力度的投入,鄂尔多斯市通过实施“禁牧还草、退耕还林”系列有力政策、转变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实施人工种草等措施、全力推进荒化治理,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恢复的多赢之路。目前全市森体覆盖率达到26.7%,植被覆盖度稳定在75%以上,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80.5万宙,沙化土地总面积减少42.7万面,毛乌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治理率分别达到70%和25%,并先后荣获全国防沙治沙综合治理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

  鄂尔多斯地区的沙质地表和干旱气候环境,是沙漠化发生的基本内因。而人为的生产活动因素是这一地区沙漠化的主要外因,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关键的主导因素。农业开发曾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曾经在人类繁行生息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盲目的土地开发对环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是极为令人瞠目的。时值全球关于环境治理共识的形成,鄂尔多斯站在世界防治荒漠化的典型位置,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利用科学的管理模式,行政的有效介入,创新的环保理念,做好鄂尔多斯防沙、治沙、沙产业利用和开发这篇文章,才是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与冀望。

  参考文献:

  [1]《鄂尔多斯通典》陈启厚主编1993年12月1版

  [2]《可爱的部尔多斯》夏日主编1985年3月第一版

  [3]《鄂尔多斯史论集》陈育宁著2006年6月第一版

  [4]《鄂尔多斯地区农耕的开端和地域社会变动)N.哈斯巴根《边疆民族》2006年11月第四期

  [5]《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候甬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10月第22卷第4辑

  [6]《明清内蒙古西部上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肖瑞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7月第4期第33卷

  [7]《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史念海

  [8]《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王卫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12月第10卷第4期

  [9]《鄂尔多斯历史农业概论》王生伟

  [10]《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人文景观》侯甬坚、周杰、王燕新《中国沙漠》2001年6月第21卷第2期

  [11]《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冯文勇、王乃昂、何彤慧《经济地理》2010年3月第30卷第3期

  [12]《鄂尔多斯早古生代古构造》冯增昭、鲍志东康祺发、张水生、谭健、李振亚、庞福民、赵学仁《古地理学报》1999年5月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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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览常年免费向公众开放,请观众朋友在开放时间内凭有效证件领取免费参观门票后参观。

二、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30时(周一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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