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地区体现 “昭君文化”的经典遗存

　　摘要：“昭君文化”以“王昭君”这个重要人物展开，延伸至民族问题、文化交融、艺术创作等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内涵应为“匈奴文化”。鄂尔多斯地区历来是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争相盘踞之地，匈奴民族曾一度在这里繁衍生息，因此，在鄂尔多斯地区保留有丰富的匈奴文化遗存。本文以鄂尔多斯地区几件（处）具有代表性的匈奴文化为切入点，简要梳理了匈奴民族发展历史和“昭君和亲”事件，以此说明“昭君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重要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鄂尔多斯地区  匈奴文化  匈奴与昭君    

　　《汉书·元帝纪》：“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正因为此，便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昭君文化”。汉元帝将王昭君赐与呼韩邪单于作阏氏是汉匈两个民族之间团结融合的缩影。因此，昭君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应为“匈奴文化”。

　　关于匈奴见诸记载的历史，自公元前3世纪头曼时代至公元5世纪阿提拉逝世，约有700年之久[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序。]。匈奴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其由故地西迁至葱岭以东和以西的西域乃至到达东欧与西欧，对于研究亚洲、欧洲和世界的历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鄂尔多斯，中国北方的一片沃土，自古以来就是各少数民族争相盘踞的地带，匈奴便是曾经驻足这里的游牧民族之一。以狄——匈奴为代表的新兴马背民族在广袤的鄂尔多斯大地上，营造了中国北方早期畜牧经济的辉煌，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谱写了中国古代北方文明的恢弘篇章。由此，在鄂尔多斯地区保留有大量的具有昭君文化内涵的文化遗存，“鄂尔多斯青铜器”和“美稷古城”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代表。

　　一、冒顿单于与青铜鸣镝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后经考证认为：匈奴人不是夏后氏的苗裔，不是华夏族；匈奴是春秋、战国时的所谓戎狄之一，可能是边境或塞外的一个新兴民族。逐渐强盛后匈奴之名也被通用。匈奴人是蒙古种族，黄种人[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40页。]。不论匈奴民族渊起何如，这个民族终以其强大的战斗力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这说明匈奴头曼以前的历史比较分散，难以考察，所以我们叙述匈奴历史，一般从头曼开始讲起。

　　春秋战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49年[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74页。]）匈奴头曼统领了“北野”各部落，匈奴民族开始逐渐强盛起来。头曼单于立其子冒顿为接班人。后来，因为头曼宠爱的阏氏生了少子，头曼便打算废冒顿而立少子，于是派冒顿到月氏做人质。接着，头曼便出击月氏，惹起月氏欲杀冒顿，冒顿机智地盗了善马逃归。头曼看到冒顿如此勇猛，也便放弃了杀冒顿的企图，命他率领万骑兵马。可是，冒顿却耿耿于怀不肯原谅自己的父亲，他开始谋划夺取单于之位。（图1）

　　

 

　　                                                              青铜鸣镝

　　“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75页。

　　]冒顿使用一种作为信号指令的青铜鸣镝来训练他的军队，他立了一个军令：不随冒顿“鸣镝”射杀者斩。他把鸣镝射向飞鸟，不随他放箭射鸟者斩；一次冒顿把鸣镝射向自己的坐骑，一部分人没敢放箭，这部分人被杀了；后来，冒顿把鸣镝射向了他的爱妻，部属们不随他行动的斩，通过这样的训练达到了部属对他绝对服从的目的。过了一段时间，冒顿出猎，用鸣镝射单于善马，随众一起射去，于是冒顿知其左右都已服从于他。后来，冒顿随他父亲头曼单于出猎，他将鸣镝射向了他的父亲，他的部属们都随其指令把箭射向了头曼。头曼被杀后，“冒顿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自立于单于”。由是冒顿威镇漠北，北服丁零等数小民族，东袭东胡，西吉月氏，南收蒙恬所故地，遂侵燕代，发展到控弦之士30余万，控制了漠北和漠南，从此，冒顿统治了匈奴[ 侯广峰：《昭君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0、11页。

　　]。

　　冒顿单于所使用的“鸣镝”，正属“鄂尔多斯青铜器”范畴。鸣镝是一类比较特别的青铜镞，镞身前部呈三翼状，三翼之后为中控的圆球形，与銎同，圆球前半部的镞翼间各有一小孔。由于装有这种镞的箭发射后，气流贯入孔内能发出声响，所以也称为“响箭”。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青铜鸣镝伴随着嘹亮的响声传入云霄，也是草原民族相互沟通、传递信息、指挥战斗的极好法宝，因此受到历代马背民族的追捧。

　　二、呼韩邪单于与“径路刀”“金留犁”

　　冒顿单于带领匈奴走向强盛，使之成为了威胁中原地区最为强大的的一支力量，西汉与之抗衡，很难将其制服。直到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大败匈奴，加之天灾影响，匈奴受到了重挫，再无力攻汉，求物要和。至虚闾权渠单于时代，汉匈关系基本相安。虚闾权渠单于死后，握衍朐（qu）鞮和阏氏私通，趁机夺取了单于位置，杀掉了虚闾权渠时代的重臣，疏远虚闾权渠的子弟，导致匈奴内乱。握衍朐鞮执政不得道，部落不服，虚闾权渠之子稽侯珊（呼韩邪单于）被众部落拥立为单于。呼韩邪单于率众击杀了握衍朐鞮，收降部落，归单于庭，并将他的兄弟呼屠吾斯立为右谷蠡（li）王。此时，又有4个部落王争夺单于位，呼韩邪单于全力应付这个严重的内乱危机，这一时期史称“五单于争位之乱”。呼屠吾斯封王后不但没有辅助他的兄弟呼韩邪单于，而是乘机自立为郅支单于，并击败呼韩邪单于，独居单于庭。

　　呼韩邪单于被击败后，向南迁徙。左伊秩訾王为他计谋，以为最好是向西汉称臣，求西汉的帮助，以安定匈奴。呼韩邪将左伊秩訾王的意见交大臣们讨论，大臣们都反对这样做。《汉书·匈奴传》载他们的理由说：“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说：“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复取，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307页。

　　]为了这件事，诸大臣经过很久的反复讨论，互相问难，最终呼韩邪采纳了左伊秩訾王的提议，决定向西汉称臣。

　　呼韩邪率众靠拢西汉的边塞。同时，又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见得呼韩邪遣子入侍，也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呼韩邪单于无力攻击郅支单于，而郅支单于也因呼韩邪有西汉的庇护没有再攻伐，此时出现了南北匈奴对峙局面。

　　呼韩邪单于于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到五原塞，表示愿意投降，并于次年（甘露三年）正月到长安朝见。《汉书·匈奴传》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qi ji）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hu）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310页。

　　]

　　元帝初年，郅支单于要求其侍子返回，西汉派谷吉相送。郅支杀了谷吉，西汉设法去调查谷吉音信，却无法知道。后有匈奴降者，说谷吉是在瓯脱被杀，而瓯脱则属呼韩邪管辖。后来呼韩邪派使者到西汉时，西汉详询谷吉之事，同时对呼韩邪也有所责备。呼韩邪以为西汉可能因此事讨伐他，心里十分不安。于是，西汉为使他解除疑虑，遣车骑都尉韩昌与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的儿子入侍，问明谷吉被杀之事，因赦其罪，令勿自疑。此时，郅支单于已经离开漠北单于庭，向西迁徙。呼韩邪的大臣多劝他北归。韩昌与张猛到呼韩邪所住的地方后，“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二人即与呼韩邪单于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详。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315页。]盟约的仪式是：“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汉书·匈奴传》）”此后，呼韩邪单于遂率众回到漠北的单于庭。匈奴其他各处的人民也慢慢地归附他。匈奴在他的统治下，慢慢安定下来。

　　韩昌与张猛同呼韩邪单于盟约时所使用的“径路刀”“金留犁”应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青铜短剑、青铜龙首、鹿首或蛇首匕等一类器物。（图2）

　　

 

　　                                                                青铜短剑

　　匈奴民族彪悍尚武，短剑是成年男子的必备之物。短剑既是他们在马背上近距离搏斗的武器，同时也是勇士身份及对战神崇拜的双重象征。因此，短剑在匈奴民族中受到尊崇。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多数装饰精美，剑身锋利，剑柄厚重坚固，便于握持格斗，实用性强。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存在柄部装饰华丽，坚固性不足的特点。比如“双豹对卧纹柄青铜短剑”，通长约33厘米，剑柄的造型是两只相对而卧、身体修长的豹子，豹的口、足相对，尾巴上卷形成剑格，四爪前端又略呈鸟首造型。这件短剑剑刃锋利，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其剑柄纤细，显然难以承受实战中兵器相见所产生的撞击力，因此这一类青铜短剑很有可能并不是作为兵器使用，而是在一些仪式上作为祭祀器物。匈奴民族“歃血为盟”的习俗中，前文中提到的“径路刀”极有可能便是这类青铜短剑。这里的“径路”，颜师古作注时源引应劭的观点认为指的是匈奴人使用的宝刀。[ 杨泽蒙：《远祖的倾诉——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46页。]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径路”是匈奴语，是“剑”的对音或和音。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文献记载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对照研究，认为匈奴人在举行庄重的盟誓仪式时搅和血酒用的“径路刀”，应该就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那些柄部装饰华丽的青铜短剑，由此，也赋予了青铜短剑法器的功用。

　　龙首、蛇首、羊首或鹿首匕形器（我国古代把进餐时使用的、具有类似于勺、叉功能的扁长条形食具称作匕，并非今人所理解的“匕首”之意）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非常有特色的器物。匕身细长、或直或略弯曲，匕首柄装饰有圆雕的龙首、蛇首、羊首或鹿首造型以及镂空的球形铃状物，刃端或呈圆弧状，或呈直刃微弧状，或呈斜弧刃状。有些匕身的一侧或者两侧装饰有数个圆环，有些圆环内还连接着环形或者坠形饰物。这类器物的一个特点是刃部并不锋利，不易切割、穿刺，显然并非普通生活用品。结合其精美的造型和装饰分析，这类器物应是在特殊场合下所使用的具有匙、叉功能的器物。颜师古引注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饭匕也。挠，和也。”[ 杨泽蒙：《远祖的倾诉——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69页。]许多学者认为，这段文献记载中呼韩邪单于在盟誓时所使用的“金留犁”，有可能就是那些柄部装饰精美的青铜龙首、蛇首、鹿首匕。

　　三、呼韩邪单于与昭君和亲及美稷古城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郅支单于被西汉甘延寿与陈汤攻杀。呼韩邪单于闻得这个消息，喜忧参半。欢喜的是，政敌被消灭，他成为了匈奴唯一的单于。担忧的是，已远离中原撤到康居的郅支，因为不向西汉称臣加之杀死使者谷吉，西汉便出兵攻击他，而有人说谷吉是死在呼韩邪所管制的瓯脱，西汉还为此事责备过他，因此，呼韩邪对于西汉产生了畏惧之心。这种情况下，呼韩邪单于曾向西汉提议三件事。第一，他愿意替西汉防卫从上谷以西至敦煌的边塞，请求西汉边塞撤防“以休天子人民。”（语见《汉书·匈奴传下》）第二是到西汉来朝见元帝。第三请求西汉女子为阏氏以自亲。元帝把这三条交给公卿们讨论，讨论结果是答应后二者，而不答应前者。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第三次朝见。元帝接见他的礼仪与宣帝时一样，所获赠的礼物多于前两次朝见。呼韩邪单于请求的第三件事，是“愿婿汉氏以自亲”。关于这件事，《汉书·匈奴传》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汉书·元帝纪》也说：“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此事较详，云：“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315页。  ]

　　王昭君随呼韩邪单于出塞，经由现在的陕北、鄂尔多斯渡黄河而北行。在今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昭君乡有一座高约40多米的昭君坟，濒临黄河。传说王昭君即由此渡河出塞，并说王昭君渡河时，曾将梳妆钵跌落，年长日久，竟化作洁白如雪的圆球状。[ 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如今在昭君坟西侧，确有一处粉矿，盛产用作粉刷品的白球粉，已有一千多年的开采历史。在昭君坟的顶部，后人还修成一座小庙，以纪念昭君出塞。

　　关于王昭君到匈奴以后的情况，《汉书·匈奴传》说：“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昭君嫁给呼韩邪的第三年，及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死了。《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说：“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呼韩邪死后，复株絫若鞮单于继立。他娶了昭君后，昭君又生了两个女儿。《汉书·匈奴传》说：“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头曼单于是第一位建立单于庭（匈奴政治经济中心地）的匈奴首领。从呼韩邪开始，单于庭又逐渐南近阴山沃野。而南单于庭则在公元50年，进入长城塞内，初居云中郡。“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授南单于玺授，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将（率）兵卫获之”（《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不久，再移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伊克昭盟），辖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自单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后，种类繁昌，难以驱逼。魏武虽分其众为五部，然大率皆居晋阳”（《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李贤注[四十]），北单于庭坐落于武威一带。[ 侯广峰：《昭君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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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25年，汉武帝打败匈奴后，为强化北疆防御，在湳水（今纳林川）沿岸建立了美稷县城和富昌县城（今陕西省府谷县古城乡东北），属西河郡辖。西河郡是汉武帝时期农业生产相当发达的地区。西河郡的美稷县就曾是盛产糜子的地方，故起名曰“美稷”[ 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8页。

　　]。

　　美稷城址在今准格尔旗纳林镇的东北角，城垣遗迹大致清楚，城墙残高约4米，东西长360米，南北宽410米，四面墙上开设城门，墙高约4米，厚3.4米。古城内已辟为农田。文化层厚0.4-0.6米，暴露绳纹陶片等；采集物有：陶罐、陶盆、瓮、铜镞、铜箭头、铁剑、铁斧等；陶器质地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纹饰有绳纹、炫纹；另还征集到陶盆1件[ 刘玉印：《准格尔旗文物志》，1998年。]。城址附近一带，经常发现有汉代墓葬，其中有的随葬有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证实这座城垣附近确为匈奴人居住地带，城址为南匈奴单于庭所在地方。南匈奴在此驻居了140余年，共传21代单于[ 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东汉末，南匈奴南迁，城废。美稷城曾在汉匈关系史上起到过不少作用，因此载于史册而流传甚广，成为河套一带著名的历史名城。（图3）

　　

 

　　                                                        纳林美稷古城夯土墙体

　　美稷城地处黄河的一级支流湳水（皇甫川）东岸，处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地带，亦处于黄河大回折之内，古代气候适宜，雨量充沛，曾经是水草丰美、树木茂盛的场所[10]。据史念海先生考证，此地区在秦汉时期还曾存在大片森林，至今在准格尔旗与美稷城相邻的大路峁乡阿贵庙依然存在原始次生林，面积1600余亩，森林覆盖率达95%[ 陈锋:《南匈奴附汉初期单于庭的设立与变迁及其历史地理考察》，《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这里受人畜活动影响小，植被保存好，较为完整地反映了鄂尔多斯高原天然森林草原植被的本来面貌。可见在此地区具备令南匈奴部落安居的有利条件，而且还能让其保持稳定的发展。南单于迁庭至美稷以后，南匈奴与汉朝联合形成防御体系，单于庭也较为安定。《后汉书·张纯传》记载：“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描述的就是此段时间中呈现初的安定状况。

　　综上，“昭君文化”内涵之一的“匈奴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习近平新时代下，伴随城市集群发展理念，文旅融合背景，2019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呼包鄂协同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就产业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外开放等方面细化举措。提出：推进区域旅游“一卡通”，统一服务标准，加强联合执法，打造旅游一体化智慧平台。建立旅游推广联盟，制定区域旅游业发展行业规范、经营规则，推进旅游要素流动无障碍化、旅游市场一体化。昭君文化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正是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之一，立足“昭君文化”，积极开展课题研究、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为“呼包鄂协同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