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金凤冠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服饰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头饰则是服饰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反映着社会时代的风貌和变迁，表达着各民族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精神。

　　匈奴金凤冠是罕见的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女性冠饰，为匈奴贵族女性所佩戴，出土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匈奴金凤冠具有鲜明的匈奴文化特征，从女性美的角度呈现了匈奴的装饰观念和审美观念，同时它的制作工艺、纹饰风格等，又集中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及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创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北方草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本文试从金凤冠的精湛工艺、匈奴的历史概况及金凤冠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等方面详解匈奴金凤冠，领略她的独特魅力。

　　匈奴文化的绚丽瑰宝

　　回顾漫漫历史长河，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地区，何种身份，“美”总是女性终其一生所研习的功课。由此，在向美的追求过程中诞生了很多与女性有关的精美文物，而北方游牧民族女性装饰品以其别具一格的格调，显得越发光彩照人。1979年，对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西沟畔村来说是极为不凡的一年，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小村落竟然接连发现了4座匈奴墓葬，而在当年10月发现的4号墓葬其墓主人为一名贵族女性，随葬品众多，制作精美，主要以金器为主，还伴有银、玉石、琉璃器等，其中一件雍容华贵、流光溢彩的精美文物尤其引人注目，它就是匈奴金凤冠。

　　匈奴金凤冠（照片由杨泽蒙老师提供）

　　据学者考证，这件具有浓烈草原文化特色的金凤冠是匈奴遗物。金凤冠以十字形卷云纹金饰片、“山”字形卷云纹金饰片、镶金边蚌饰（椭圆形、“圭”形）为上部，下缘围绕数周长条形卷云纹金饰片及小方形串珠构成的别具风格的流苏[1]，色泽明艳，富贵华丽。金凤冠的云纹金饰片共有78件，古代的工匠们采用锤揲工艺，在一锤一揲间在薄金上饰以古朴精致的卷云纹图案，长条形金饰片、十字形金饰片和“山”字形金饰片的卷云纹被打造的各具姿态，这些卷云纹金饰片两端或中间上都有针孔，根据专家推测，通过这些针孔将金饰片缝缀在丝织品或者皮革制品之上[2]。镶金边蚌饰则由蚌壳磨制而成，以联珠纹金边包裹椭圆形及“圭”形蚌片四周，显得精致生动，在包裹椭圆形的蚌饰的金边两端上还焊有环状钮。近百件造型独特的方形金属小珠，中间钻有小孔，可以将其串联成串，这些金属珠质料坚硬，没有比它更坚硬的钻孔工具是无法钻孔的，说明当时的金属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3]。与金凤冠一起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两套文物，一套为一副颇具匈奴文化风情的耳饰，由金耳环、长方形鹿纹金饰牌（鹿纹中原镶嵌绿松石，但已脱落）、包金镂空玉佩和方形嵌蚌金串饰组成；另一套为由水晶珠、玛瑙珠、琉璃珠、琥珀珠串连而成的珠石项饰。金凤冠、金耳饰和珠石项饰交相辉映，体现了匈奴文化高雅精致、鲜活华美的一面，我们仿佛看到在两千多年前的北方草原上，一位身着华服的匈奴贵族女性青丝之上金凤冠熠熠生辉,饰耳之坠金玉相得益彰，脖颈间珍宝连环，晶莹剔透，一颦一笑间，风姿绰约，静穆瑰丽，尤似在眼前。

　　横亘草原的古老民族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古老游牧民族，在中国北方草原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于战国、秦汉时期。匈奴在战国时期逐渐强盛，早期活动地域在大漠以南的鄂尔多斯、河套及阴山一带。鄂尔多斯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匈奴族形成和发展的中心地区[4]，由于这片土地“草木茂盛，多禽兽”[5]，使得匈奴的游牧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赵武灵王曾进行“胡服骑射”改革，足可见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骁勇善战和军力的强大。鄂尔多斯与匈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里属于史书上记载的“河南地”的范围，是匈奴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匈奴系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部落就驻牧于此[6]。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派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7]。匈奴头曼单于因不敌秦朝的强大兵力，带领匈奴向北迁徙，由此之后的十余年退出了“河南地”。秦朝末期，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中原混乱凋敝，头曼单于趁机带领匈奴南渡黄河而下，进入“河南地”，但却没有收回全部失地。头曼单于的继位者冒顿单于，是匈奴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在位期间，匈奴空前强大，“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8]，并且南侵中原，重新收复了蒙恬从匈奴夺去的土地，又征服了北方的浑瘐、屈射、丁令等部，开辟了匈奴最强盛的时期。汉高祖七年，“白登之围”后，匈奴开始与西汉和亲。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9]。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10]。匈奴再次失去了“河南地”，其后匈奴与西汉又进行了多次战争，最终被迫将统治中心迁至漠北。公元48年前后，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又一次回到了鄂尔多斯地区，北匈奴则留居漠北。公元89年到公元91年，南匈奴与东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北匈奴无力与东汉对抗，被迫西迁，从此消失在中国的古籍中。

　　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匈奴金凤冠的主流风格显示出相当的中原文化因素，匈奴与中原通过长期的战争、和亲、贸易等多种方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西汉以后，匈奴与汉和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装饰品的纹饰上也讲求祥和气氛，反映了匈奴金银器的时代特征[11],金凤冠的金饰片以卷云纹为主，在体现女性柔美气息的同时与当时的时代特点和装饰风格不谋而合。而金耳饰上的包金镂空玉佩，其中一件的螭虎纹是汉代常见的纹饰，汉代的玉器常装饰此类纹饰[12]，显然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与此同时，匈奴金凤冠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欧亚草原斯基泰金银制造中常见的锤揲工艺，而与该金冠类似的制品，在欧亚草原斯基泰文化中更是常见，金耳饰的长方形鹿纹金饰牌上的鹿纹也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动物纹”的装饰风格，从而证实，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部族与欧亚草原民族存在着密切的技术和文化交流。更值得一提的是，与金凤冠一起出土的项饰中的琉璃珠、琥珀珠产自中亚，金凤冠的镶金边蚌饰和金耳饰的长方形鹿纹金饰牌、包金镂空玉佩采用的是联珠纹，嵌蚌、镶嵌绿松石、包金边以及联珠纹工艺等，是波斯以及地中海古希腊、罗马等西方古文明特有的作风[13]。

　　匈奴在中国北方草原活跃的三百余年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类型，为中国草原金银器艺术的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鄂尔多斯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直接见证并参与了匈奴的崛起，成为了保留匈奴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匈奴青铜器，被人们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作为匈奴文化灿烂辉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匈奴的四处扩张也在扩散[14]。东西方文明国家间的交往，首先是通过中国农耕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然后又通过草原民族的传递而实现的[15]。匈奴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了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匈奴金凤冠以其兼容并蓄的制作工艺、艺术风格等，体现了匈奴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同多个国家、多个民族、多个地区进行着经济、文化、贸易、技术上的广泛交流[16]，是东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和欧亚游牧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见证，也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民族瑰宝。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匈奴金凤冠历久弥新，光芒四射，厚重辉煌，它承载着古老匈奴民族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精髓，见证着草原丝绸之路上勃勃生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让我们翻开历史的长卷，走向她，靠近她，感受属于她的灿烂多元，意韵悠长的隽永魅力！

　　注释：

　　[1]、[13] 高毅、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史海钩沉》。

　　[2]、[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伊盟文物工作站：《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1981，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5-27。

　　[4] 汤宝珠：《鹰顶金冠饰》，中国蒙古学信息网。

　　[5]《汉书?匈奴传》。

　　[6] 丁勇：《鹰形金冠饰》，《中国博物馆》，2010年第3期。

　　[7]-[10]《史记?匈奴列传》。

　　[11] 赵爱军：《试论匈奴民族的金银器》，《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12] 潘玲：《西沟畔汉代墓地四号墓的年代及文化特征在探讨》，《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14]、[16] 甄自明：《试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传播、交流与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2015年。

　　[15] 傅宁：《试论匈奴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