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的分布与研究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 甄自明

　　近年来对鄂尔多斯青铜器名称由来、地域分布和时代延续的情况有了新的研究进展。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青铜器大类，在国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深远的影响力。笔者试着综述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遗迹，绘制分布示意图，并分析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分布规律。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界定之探讨

　　依据近年来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笔者试着来探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名称由来、地域分布和时代延续情况。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名称

　　“鄂尔多斯”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部落概念，最早源于明代迁徙到河套地区的蒙古鄂尔多斯部。与“鄂尔多斯”相关的还有一个地质地理概念，即“鄂尔多斯高原”。

　　“鄂尔多斯”的由来最早得从蒙古部落——“鄂尔多斯部”说起，“鄂尔多斯部”是成吉思汗汗庭及祭祀宫帐鄂尔多的守护群体。鄂尔多斯部为来自大蒙古国各万户、千户选派出卫护成吉思汗的最忠诚的部队。这支精锐卫队，为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服役，其后裔世世代代继承了祖先的职业，一直聚集在成吉思汗祭祀宫帐周围，形成了守护诸多宫帐的部——鄂尔多斯部。成吉思汗及其眷属相继去世以后，守护宫帐的这些人继续为主人的宫帐服务，即守护和祭祀灵帐。15世纪中叶，大批鄂尔多斯人带着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进入黄河宝日陶亥（蒙语，河套之意）地区，定居在这里[1]。因而，河套地区也随之称为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阴山之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以南的黄河套中地区，西、北、东被黄河环抱，东南部、南部与陕北黄土高原接壤，地貌单元独立，海拔高度在850～2149米之间，中西部地势较高， 北部与东南部地势稍低，属于典型的内陆平原，称为“鄂尔多斯高原”[2]，东西长约400公里，南北宽约340公里，总面积约8.7万平方公里。

　　20世纪30年代以来，鄂尔多斯青铜器便因其独特的造型和浓郁的草原风格著称于世，成为国内外研究和收藏界的一门显学。20世纪80年代随着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对朱开沟遗址和鄂尔多斯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的积累和深入，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3]和《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4]两篇论文为代表，他们采用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概念，并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范围扩展至以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山西吕梁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在此之前，乌恩先生在《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5]一文中，称为“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的概念，包括了鄂尔多斯、陕北和晋西黄土高原、冀北发现的殷代至西周初期的北方青铜器。林沄先生在1982年撰写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一文中，提倡使用“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韩国学者金贞培在《鄂尔多斯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君长社会》[6]一文中分析，“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在狭义上只指中原青铜器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融合形成的青铜器文化，但广义上是指从俄罗斯的黑海北岸地区到中国长城以北地带的草原游牧文化趋势和背景中形成的更为广泛意义的青铜器文化”。

　　如今，“鄂尔多斯青铜器”同“北方系青铜器”都是学术界广泛并行使用的两个名词，但是二者的分布地域和时代延续情况却不相同，以下再做分析。

　　（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地域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分布地域，首先肯定包含鄂尔多斯，也就是鄂尔多斯地区或称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域全境。事实上，一直以来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地域研究共识是超出了鄂尔多斯的地域范围，而分布地域到底有多大却是多位知名学者各有见地。

　　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大体勾划出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即以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和山西吕梁地区为中心，向东经京、津、唐地区达沿海之滨；向北越辽西丘陵、蒙古高原达外贝加尔；向西跨甘、青、宁北部达新疆巴里坤草原；向南伸进中原腹地商文化分布地域之内。并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可能起源于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 [7]。乌恩先生认为，“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包括了鄂尔多斯、陕北和晋西黄土高原、冀北发现的殷代至西周初期的北方青铜器；商周王朝毗邻的西北黄土高原、鄂尔多斯和燕山南北地区是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的分布中心和发源地[8]。林沄先生对“北方系青铜器”作了界定，认为广布于我国北方并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北方系青铜器是多源而分支的一个复杂综合体，之所以称为北方系，一方面强调它们有别于中原起源的青铜器，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它们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青铜器的密切联系。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一书中，塔拉、曹建恩等专家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中心地域在内蒙古中南部，即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等地[9]。

　　笔者认为将鄂尔多斯青铜器只界定于鄂尔多斯高原地域，范围太小了，也没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命名必要了。而将鄂尔多斯青铜器扩大至整个中国北方，乃至欧亚草原东部，似乎范围太大，也欠妥当。刘国祥老师的看法较为中肯，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主要分布地域包括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及陕北、晋西北地区[10]。结合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内蒙古中南部与晋陕高原在新石器时代有趋同的文化渊源，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为后来趋同的青铜器文化，笔者认为刘国祥老师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这个地域分布界定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三）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年限

　　关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年限，田广金、郭素新先生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时代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汉代[11]。塔拉、曹建恩等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一书中基本上认同了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对鄂尔多斯青铜器年限的界定。高毅、王志浩、杨泽蒙等在《鄂尔多斯史海钩沉》中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时代相当于春秋至西汉时期，即约公元前8-前2世纪[12]。刘国祥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渊源及相关问题探讨》一文中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年代范围应自商代早期至战国晚期[13]。结合鄂尔多斯高原分布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综合考虑，笔者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年限确定为商代至西汉时期，即约公元前16-前2世纪较为妥当。

　　二、鄂尔多斯高原上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遗存之分布与分析

　　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鄂尔多斯高原共出土了15处包含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墓地和窖藏，笔者将这些遗存尽量全面地汇总，绘制鄂尔多斯高原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之遗迹分布示意图（图一），并试图分析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分布的规律和成因。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的概况与分布

　　1.朱开沟遗址、墓地

　　发现于1974年，位于伊金霍洛旗，发现有房址87座、灰坑207个、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该遗址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商代早期，距今4200～3500年前。共出土陶器500余件，石器、骨器和铜器约800余件[14]。铜器出土有：夏代中期的耳环、臂钏、指环、铜锥等，夏代晚期的铜指环，商代早期的铜鼎、爵、镞、戈、短剑、刀和铜鏊。以此遗址命名的“朱开沟文化”，对中国北方诸多考古学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是二十世纪内蒙古中南部最为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

　　2.公苏壕墓地

　　1982年发现，与桃红巴拉墓地一起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发掘墓葬1处，时代为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出土铜器有鹤嘴斧、锥、斧、凿、双鸟回首纹短剑、刀、圆锥形器、云纹牌饰、马面饰等[15]。

　　3.干渠畔墓地

　　又名明安木独墓地，1988年发现，位于伊金霍洛旗，发现有墓葬1座，年代应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出土器物中除陶器外，有铜器80件。铜器包括斧、镐、刀、扣饰、圆管形饰、管装饰、带扣、环、马衔等[16]。

　　4.石灰沟墓地

　　1984年发现，位于伊金霍洛旗，推测为一座墓葬，年代当在战国晚期，共出土银器16件，青铜器15件，铁器残片若干。其中银器有虎噬鹿纹牌饰、双虎咬斗纹饰件、双虎相拥形扣饰、银靴底饰片、刺猬形饰件、羊纹扣饰，铜器有嵌铁鎏金龟形饰、卧鹿、长喙鹤头形饰、盘角羊头形饰件、车辕饰、车辖、鎏金韂饰、马衔等[17]。

　　5.桃红巴拉墓地

　　发现于1972年，位于杭锦旗，共有6座墓。其年代属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出土最多的就是铜器，有鹤嘴斧、锥、锤、刀、镞、凿等工具；带扣、环饰、管状饰、兽头形饰、扣形饰、联珠形饰、长方形牌饰、S形鸟形牌饰；马衔、马面饰、扁环、刷柄等马具[18]。金器有弹簧式耳环一对。以该墓地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北方民族文化遗存，在考古学上称作“桃红巴拉文化”。

　　6.阿鲁柴登墓地

　　发现于1972年，位于杭锦旗，发现有2座墓葬，其年代属于战国晚期。墓葬应是匈奴贵族的遗存。除红玛瑙、绿松石和凤纹、鹿纹陶片以外，出土有鹰形金冠饰，四虎咬牛纹金牌饰，镶宝石有角神兽金牌饰，虎形、羊形、有角神兽、展翅鸟纹金饰片，羊形、刺猬形、兽头形、火炬形饰件，扣饰，泡饰，串珠，锁链，项圈，耳坠等。银器有狼噬鹿纹牌饰、虎头等[19]。

　　7.碾房渠窖藏

　　1988年发现，位于东胜区，为一处窖藏，时代为战国晚期，共抢救性清理出遗物20余件。出土金器有虎狼咬斗纹金牌饰、双龙纹金饰片、金耳坠、金管状饰、金串珠、兽头形饰、金环、簧形金丝、包金玛瑙饰。另有银环、玛瑙环、红玛瑙串珠、绿松石串珠等[20]。

　　8.补洞沟墓地

　　发现于1980年，位于东胜区，发现有9座墓葬，该墓为西汉晚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铜器有规矩镜、牌饰、耳环等。出土的铁器有鼎、鍑、剑、刀、镞、带扣、带饰、铁环、马面饰等[21]。

　　9.宝亥社墓地

　　1984年发现，位于准格尔旗，为一处被破坏的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共征集到青铜器22件，器形有豆、器盖、带扣、斧、凿、刀、环、泡、连珠饰、管形饰、牌形饰等[22]。

　　10.玉隆太墓地

　　发现于1974年，位于准格尔旗，发现有1座墓葬，该墓应为战国晚期的墓葬。除兽头骨镳和绿松石珠外，出土有盘角羊、立式羚羊、马、车轴、圆牌饰等车马器，刀、锛、镦、带扣、环、铺首、铁铤铜镞等工具，马形饰牌、几何形牌饰、S形鸟形饰、圆泡、扣饰等装饰品。另有银项圈1件，铁鹤嘴斧等[23]。

　　11.速机沟墓地

　　1962年发现，位于准格尔旗，应为一处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共出土铜器20件。铜器分别为立鹿、铃，和鹤头形、羊头形、狻猊形、卧马形、狼头形、帽形等饰件[24]。

　　12.瓦尔吐沟墓地

　　位于准格尔旗，可能为一处墓葬，时代为战国时期。此地点出土有立体的动物铜饰件及银项圈。铜饰件如卧式大卷角羊饰件、立式的无角鹿饰件、卧式的无角鹿饰件等[25]。

　　13.西沟畔墓地

　　发现于1979年，位于准格尔旗，调查发掘有12座墓葬，其年代属于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墓葬应是匈奴贵族的遗存。M2除陶器、琉璃珠、琥珀珠、水晶珠外，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有翻转纹虎豕咬斗纹金牌饰，项圈，耳坠，指套，卧鹿、卧马、有角神兽等纹饰的17件剑鞘金饰片，另有蛇纹、鸟形、涡纹等纹饰的金饰片、金泡饰等金器。银器有卧马纹银饰片、虎头银节约。铜器包括短剑、铜刀、镞等兵器，鹤形或鹿形杆头饰，鸟形饰，环状带扣，长方形管装饰等各种饰件，铜镜等；铁器有剑、勺、锥、马衔、马镳等[26]。另外，在当年调查中发现了M4出土的包括云纹饰片、嵌蚌金饰片、金牌饰、镶金玉佩、水晶珠、玛瑙珠、琉璃珠在内的匈奴金冠饰，以及龙纹、虎纹玉佩等[27]。这里可能已发展成为匈奴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匈奴与中原的关系是相当深厚的。

　　14.二里半墓地

　　发现于1994年，位于准格尔旗，为1座遭到破坏的墓葬，出土1件陶缩颈罐和1件铁鍑[28]，其年代属于东汉时期[29]。

　　15.大饭铺墓地

　　1983年调查发现墓葬20多座，共清理发掘4座，出土波浪纹侈口矮领鼓腹罐、小口高领鼓腹罐等陶罐5件，出土有铜带扣、铁马衔、铁器残段和3件残铜镜[30]。该墓葬应属东汉时期南匈奴墓地[31]。

　　（二）夏商周时期活动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族

　　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中东部的伊金霍洛旗、杭锦旗、东胜区和准格尔旗一带，表明这里曾是春秋时期的戎狄、战国时期的胡人、秦汉时期的匈奴活动比较集中的区域。

　　鄂尔多斯青铜器发源于朱开沟文化晚期，鼎盛于桃红巴拉文化时期，对应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尾声消散于秦汉时期。夏代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主要是朱开沟文化古人类，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熏育或鬼方。商代生活在这里的是羌，活动于今鄂尔多斯西部，商王武丁曾命其妃子妣辛（即妇好）征讨羌。西周时期，猃狁屡犯周地，周宣王曾大举征伐猃狁，两次战争均在鄂尔多斯南部进行，并派大将南仲筑朔方城，该城可能在鄂尔多斯西北杭锦旗一带[32]。春秋时期，戎狄居于鄂尔多斯南部无定河一带，林胡、楼烦也进入鄂尔多斯高原[33]。战国时期的鄂尔多斯成为赵国、魏国、秦国等中原农耕王朝与林胡、楼烦、义渠、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肥沃牧场和战略要地。鄂尔多斯是我国北方最早的游牧民族活动地区，商代至汉代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族同中原王朝形成对峙，他们使用的器物成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最早的滥觞。

　　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均分布于四十里梁—东胜—点素敖包一线南北地带，该线为横贯鄂尔多斯高原的“脊梁”，亦为南北分水岭；这条岭以北的一些季节性河流流入泊江海子，十大孔兑等均汇入北面东流的黄河；这条岭以南的一些季节性河流汇入红碱淖，乌兰木伦河、暖水川、纳林川等最终汇入南流黄河。该线为鄂尔多斯高原上以北平坦的黄河冲积平原、库布其沙漠地带与以南高低不平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带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个过渡地带构成了一条天然分界线，从而亦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秦国与楼烦、林胡、义渠、匈奴等游牧部族的势力分界线，也是秦朝初年、秦末汉初、西汉初年中原秦汉王朝与匈奴的分界线。

　　（三）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分布与战国、秦汉时期长城、城址的关系

　　1.广衍县故城

　　位于准格尔旗纳日松镇勿兔沟村西，勿尔图沟南岸的台地上。平面布局不清，残存东、北墙。东墙残长390米，北墙残长87米。夯筑，基宽6.7米,残高1.6米，夯层厚10～15厘米。1975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崔璇等在八垧地梁和壕赖梁共清理试掘十八座墓葬，出土了上腹刻划“广衍”二字的素面陶壶，刻有“广衍”二字的铜戈和铜矛，从而证明该勿尔图沟城址就是当时的广衍县城[34]。该城址是鄂尔多斯境内目前已确定的唯一一座战国、秦、汉三代古城址。据相关出土文物及《汉书?地理志》考证，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28年，秦国打败魏国，“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后，勿尔图沟城址就是秦国在北疆设置的广衍县城。该县城在秦始皇统一后一直使用至秦亡。西汉时仍然沿用，直至东汉末年废弃。

　　2.战国秦长城

　　战国秦长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今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东胜区，全长94公里，沿线分布有烽燧19座，构筑方式有石块垒砌、毛石干垒、石块堆积、土夯筑四种。

　　战国时期，义渠曾活动于鄂尔多斯西侧，秦国打败魏国，占据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与义渠对峙。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战国“秦昭襄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义渠，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中心在甘肃庆阳一带。秦灭义渠，事发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因此，战国秦长城最早是在公元前272年以后开始修筑的。秦昭襄王修筑长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义渠夺回失地[35]。

　　秦代末年，由于秦朝忙于应付农民军起义，故而秦朝又与匈奴在战国秦长城附近对峙。西汉初年，汉朝国弱、匈奴强盛，汉朝用战国秦长城为“故塞”长城，西汉与匈奴“界于故塞”。

　　3.美稷县故城

　　位于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西北、纳林川东岸。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410米，东西360米。城墙夯筑，基宽2～3.5米，残高1～4米，夯层厚15厘米。四墙各设门。文化层厚约0.5米。西汉后期的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归汉，随后移师美稷，在美稷城置匈奴单于庭，为当时南匈奴的政治、军事中心。纳林城址即为西汉美稷县城。美稷县曾是盛产糜子的地方，稷是糜子的古称，故起名“美稷”。

　　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中的战国时期遗存产生年代多数应在战国秦长城修筑之前，也即公元前272年之前，此后，由于战国秦长城的防备和威慑，秦国的强盛，义渠、楼烦、林胡、匈奴等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活动范围可能已经缩小到北部一带。阿鲁柴登墓地东距战国秦长城距离较远，战国时期可能并不在秦国的势力范围内，出土了包括鹰形金冠饰、四虎咬牛纹金牌饰、镶宝石有角神兽金牌饰、展翅鸟纹金饰片等多件质地贵重、制作精美的装饰物，应为活动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组成匈奴部族的楼烦王或林胡王等王族的墓地，有专家甚至认为鹰形金冠饰就是匈奴单于的头冠。

　　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以及后来的昭君出塞，促使匈奴与西汉的关系趋于缓和，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归汉，逐渐融入汉朝，因此，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中的汉代墓地如补洞沟墓地、二里半墓地、大饭铺墓地、西沟畔墓地的主人应为南匈奴人；并且因为美稷故城为西汉晚期南匈奴的单于王庭，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能离此城较近、出土文物甚为精美、贵重的西沟畔墓地的主人为南匈奴上层贵族。

　　“鄂尔多斯青铜器”，主要指发现于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时代相当于商代至西汉时期，约公元前16～2世纪，考古遗存中的青铜或金银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最具特征而得名。它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是以匈奴及其前身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质遗存，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与之类似的遗存，在整个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均有发现。由于其与欧亚草原民族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本文对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进行综合分析将推动对鄂尔多斯青铜器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图一 鄂尔多斯高原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之遗迹分布示意图

　　注释:

　　[1] 旺楚格：《成吉思汗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33]鄂尔多斯大辞典编纂委员会：《鄂尔多斯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3] [7] [55]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4] [11] 郭素新：《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合刊。

　　[5] 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6] 金贞培：《鄂尔多斯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君长社会》，《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2006年出版。

　　[8] 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9] 中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2006年出版。

　　[10] [13] 刘国祥:《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渊源及相关问题探讨》，《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12] 高毅、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史海钩沉》，文物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1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15] [18] 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16]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匈奴墓》，《文物》1992年第5期。

　　[17]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合刊。

　　[19]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20]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发现金银器窖藏》，《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远方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21]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补洞沟匈奴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

　　[22]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准格尔旗宝亥社发现青铜器》，《文物》1987年第12期。

　　[23] 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第2期。

　　[24] 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

　　[25]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

　　[26]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27]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

　　[2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29] 吴松岩：《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墓葬属性探讨》，《草原文物》，2011年第2期。

　　[30] 《考古》1990年第1期。

　　[31]马利清、宋远茹：《内蒙古准格尔旗大饭铺墓地族属和年代再探》，《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32] 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34] 崔璇：《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35]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