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游牧.碰撞、交融----鄂尔多斯古代史陈列

　　鄂尔多斯，中国正北方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14～7万年前，“鄂尔多斯（河套）人”掀开了这里人类历史的帷幕；6500年前，以阳湾遗址为代表的古代先民,谱写了鄂尔多斯早期农耕文明的历史辉煌；4000多年前，“朱开沟文化”在中国历史画卷上泼墨涂彩，继之而起的以狄—匈奴为代表的早期北方民族，在中国北疆大地上奏响了游牧文明的恢弘乐章。

　　战国以降，中原封建王朝对鄂尔多斯地区的不断开发，使这里的社会进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伴随鲜卑、突厥、女真、党项等北方民族的不断南迁，民族融合也达到了空前的境地，这里不仅是中原诸王朝的北疆重地，也是与北方游牧民族联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有元一代，这里是皇室封地和重要牧场。自明代中后期始，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长久驻牧，守护八百年不灭的神灯，谱写了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篇章。清代中后期“黑界地”放垦，大量农耕民族涌入，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创草原文化新纪元。

　　鄂尔多斯地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错带，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古代文化，使之成为农耕文明的沃土、畜牧文明的摇篮、北方民族驰骋的辽阔舞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传承和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包容吸纳，使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古代文化敦实厚重、异彩纷呈。

　　一、远古岁月

　　300万年前，人猿相揖别，伴随着直立行走，他们不仅学会了制造工具，而且可以根据劳作对象的不同，使用一些有意打制成不同形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人类社会的这一发展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这个阶段古人类的社会经济，主要是原始采集、狩猎、渔捞等自然经济，社会组织处于“原始公社”阶段。

　　（一）神奇萨拉乌苏

　　1.萨拉乌苏遗址

　　1922年，法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流经乌审旗大沟湾的萨拉乌苏河谷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等，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有可靠地层学、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掀开了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古人类研究史的帷幕，也揭示了本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2.萨拉乌苏文化

　　萨拉乌苏遗址古人类生活的年代为距今14～7万年间，所使用的石器整体上归属“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一峙峪系”大系统，但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称为“萨拉乌苏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

　　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石器的形状及其打制技术等，与欧洲同类遗存具有较多相同之处，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为数极少的、可与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直接类比的经典遗址之一。这种发生在远古时代的文化交流现象，证明了远在十几万年前欧亚大陆就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事实。另外，萨拉乌苏遗址所表现出的自身文化特性，在确立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华北中心说”和“华北小石器文化自源性”的进程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鄂尔多斯（河套）人”

　　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整理萨拉乌苏河流域科学考察所获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枚幼儿左上外侧门齿，经当时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权威、加拿大人类学专家步达生研究，命名为“the ordos Tooth”（鄂尔多斯人牙齿）。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古人类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4.萨拉乌苏动物群

　　萨拉乌苏动物群，因首先在萨拉乌苏流域发现而得名，是一个包括34种哺乳动物和11种鸟类在内的庞大动物群。其生存年代距今约为20～5万年间，已鉴定出的45种动物包括虎、狼、鬣狗、象、野马、野驴、野猪、骆驼、马鹿、大角鹿、羚羊、转角羊、水牛、原始牛等大型食肉类、食草类动物以及鼠、兔、刺猬等小型啮齿类、食虫类动物和鸵鸟等鸟类。在34种哺乳动物中，至少有8种已经灭绝，目前仍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有12种。萨拉乌苏动物群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而且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展示了这一特殊的地理区域内，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的生态小环境以及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冷、暖、干、湿的更迭变换，在研究东亚北部地区20万年以来环境变迁、生物进化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喧腾乌兰木伦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景观河北岸，发现于2010年5月。遗址地层堆积为河湖相沉积，出土石制品的形态、制作工艺等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特征，北京大学实验室对遗址文化层光释光的测年数据为距今7～4.5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该遗址年代介于萨拉乌苏文化与水洞沟文化之间，出土遗物内涵十分丰富，是一种还不被学术界所了解的文化类型。乌兰木伦旧石器制品沿袭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在技术与类型上同欧洲旧石器中期和晚期文化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特征。乌兰木伦遗址是继1922年萨拉乌苏及水洞沟遗址发现以来，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在华北地区乃至全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将填补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段空白。

　　（三）绝唱水洞沟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乡的明代长城脚下，地属银川盆地与鄂尔多斯台地接壤地带，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比邻。水洞沟遗址和萨拉乌素遗址同属于我国最早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由于在文化特征上具有很多相似性，所以过去学术界曾把两个遗址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存，作为同一种文化即“河套文化”来命名。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两者之间无论在年代还是文化面貌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应该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水洞沟遗址文化层所处的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中期，碳十四和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为距今3.8万年至1.7万年，是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四）寻踪准格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张森水先生等，曾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南流黄河岸边的台地上，发现了大量制做技术娴熟、形制精美的人工打制石制品，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发现原生地层。2011年以来，中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宝印、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黄慰文、侯亚梅先生等，循着张森水先生的足迹，不仅在准格尔旗黄河岸边再次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而且还成功的发现了埋藏这些石制品的原生地层。据初步判断，这里发现的伴生人工打制石制品的黄土堆积属于中更新世的离石黄土，这一重要发现，昭示着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代上限将突破距今二十万年以上，使人们对鄂尔多斯这块古老土地上人类活动历史的认识，又向前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二、农耕风云

　　大约距今7000年左右，末次冰期后逐渐趋暖的大气候对这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白雪皑皑冰冻数千年的大地逐渐复苏，曾经孕育了中国最古老猎人的鄂尔多斯大地，在经过长时期的万籁沉寂后，再次显现出郁郁葱葱的生机。

　　（一）南源北上肇始农耕

　　1.阳湾遗址

　　6500年前，这里的自然环境为森林草原景观，山顶上森林茂盛，山坡上灌木丛生。阳湾遗址的居民们选择靠近水源、背风向阳的山谷坡地作为自己的营地，集中居住在一起。考古学家们通过对阳湾遗址的研究得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以从事原始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渔捞业等。他们是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从事原始定居农耕经济的居民。

　　2.阳湾大房址

　　阳湾遗址发现的这座单间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大房址，不仅面积巨大，建筑技艺高超，而且还在房址的室内墙壁上，发现了镶砌整齐的陶质装饰砖。如此大面积的单间建筑以及陶质内墙砖镶嵌技术的使用，不仅在内蒙古地区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中也十分罕见，集中再现了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先民们神奇的创造力和社会文化的辉煌发达。

　　3.坟土焉墓地

　　位于准格尔旗大路峁乡的坟土焉墓地，为一处距今约6500年左右的古人类墓地，地表出露20余座用竖立的石板围砌成墓室的墓葬，有单人葬、双人合葬和三人合葬，有的为一次葬，有的为二次迁葬，墓穴均东西向，头向东，仰身直肢。多数墓中没有随葬品，个别随葬有泥质红陶圜底钵。是鄂尔多斯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处新石器时代古老居民的氏族墓地，是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原始社会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二）异军崛起初始文明

　　1.海生不浪文化

　　“海生不浪文化”的年代相当于距今约5800年～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如果说，6500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早期农耕居民，具有更多的是迁徙文化色彩的话，那么自“海生不浪文化”开始，便形成了既有浓郁“炎黄血脉”，又具有鲜明特征的自身文化。他们不仅创造了当地仰韶文化晚期历史的辉煌，而且开启以内蒙古中南部为主要活动区域的中国早期北方民族文化滥觞，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据有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

　　2.石城聚落

　　小沙湾、寨子塔、寨子上等遗址，都是利用黄河西岸绝壁、构筑石墙护卫，具有浓郁军事防御色彩的“城堡”类遗址，时代属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是文明前夜社会激列动荡的见证。它们集中分布在黄河西岸的鄂尔多斯地区，彼此既相互独立，又遥相呼应，成为本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是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结构、形态、发展进程的珍贵资料。

　　3.寨子圪旦遗址

　　寨子圪旦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时代最早的具有“石城”性质的遗址之一，也是为数极少的、集防御与宗教为一体的原始社会晚期古人类聚落遗址，它的发现，为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聚落形态、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工作等，提供了全新的珍贵资料。该遗址应该属于南流黄河西岸数个和其同时代的古人类部落共同拥有，掌控这里的主人，拥有代表人类和天、神沟通的能力，拥有凌驾于其它部落之上的特权，因此无论其构成形态，还是功能、性质等，均堪称远东地区的“金字塔”。

　　4.永兴店文化

　　永兴店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是一处相当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永兴店文化（或称老虎山文化永兴店类型）”的冠名地。永兴店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无论是年代序列，还是文化体系，其上承“海生不浪文化”、“阿善文化”，下启“朱开沟文化”的延绵发展脉络清晰可辨。永兴店文化的历史地位独特，在中国北方地区由原始社会末期向文明社会腾越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农牧易位华丽变身

　　朱开沟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北方地区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破译了一段延绵800年鲜为人知的古代历史，开启了现代人与先民对话的窗口，古老的朱开沟人正是通过这个时空隧道，一步步走入人们的视野。是朱开沟这个貌似平常的小山沟，孕育出了中国北方原始社会末期最发达的古代文化；是朱开沟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铺垫出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登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的平坦大道，点燃了北方游牧民族征战历史的燎原之火。

　　1.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居民逝去后，大多集中埋葬在属于本氏族的墓区内。多数为单人葬，另外还有部分异性双人合葬墓，以及少量的异性三人、四人合葬墓。这些异性多人合葬墓中，与男性墓主人合葬的，多数为青年女性和儿童。男性均仰身直肢，面向上，位于墓穴的正中。女性除个别的仰身直肢外，绝大多数都侧身曲肢，分别位于男性的体侧或足下，面向男子，双手合于胸前，作躬敬、屈从状，个别的女性双臂和小腿均交叉叠压作捆绑状，似被绑缚后强行置于男性身边的。这种奴隶社会习见的埋葬习俗，折射出当时的少数男性在家庭或社会中，不仅拥有主导、驱使女性的特权，甚至还拥有强迫女性和儿童为自己陪葬的权势，是一种远远超出“夫权”所能拥有的特权。表明朱开沟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应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高度发达的阶段，或者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坎。

　　2.孕育早期北方畜牧民族的沃土

　　高度发达的朱开沟文化，之所以未能像中原地区的夏、商族人一样，率先完成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升华，主要是由于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制约造成的。但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植根于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人类集团，并没有像祖先那样，简单地逐气候而迁徙，而是适时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及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由农转牧或半农半牧。由此，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首先在鄂尔多斯地区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亦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在探索中国北方畜牧、游牧经济起源与发展进程方面，朱开沟遗址给我们提供的最宝贵的信息。

　　三、草原青铜

　　青铜器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运用而生的，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体系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发展演化，反映的不仅仅是当时社会的物质进化史，更多展现的是社会综合发展史。当中原农耕民族簇拥着青铜鼎、鬲、簋、尊、盘、爵这些更多的是作为身份、地位、权利象征的青铜礼器步入文明社会时，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早期北方民族面对生态环境向冷、干方向的不断恶化，适时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畜牧、游牧经济，最终完成了和中原农耕文明的分野，走入了别样的草原青铜世界。

　　（一）追寻草原先民足迹

　　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具有浓郁的自身特征。由于以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被称作“绥远式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或“北方系青铜器”。

　　在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均可见到这种独具特色的古代东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鄂尔多斯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也因“鄂尔多斯青铜器”而首次享誉现代世界。

　　（二）游牧文明异彩奇葩

　　“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于商代，春秋、战国是它的鼎盛时期，是活动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带、以狄—匈奴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早期畜牧—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种类繁多、形制多样，按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装饰品以及车马器三大类，以大量动物造型为装饰题材是其最大特征。其中绝大多数为青铜质，同时还包含部分金、银、铁等质地的器皿，习惯上把他们通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1.兵器、工具及生活用具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属于兵器、生产工具类的器皿较多，有短剑、镞、戚、刀、鹤嘴斧、流星锤、棍棒头、斧、锥、凿等。作为兵器使用的，主要有短剑和镞等两大类，这也和《史记?匈奴列传》等文献中有关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 的记载相符。

　　2.装饰品

　　以各种动物纹为装饰图案或者以动物为造型的带扣、饰牌、饰件等，是当时最主要的服饰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应为腰带饰，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狄—匈奴民族特有的“胡带”，它是“鄂尔多斯青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早期畜牧、游牧民族聪敏智慧的结晶，造型生动，特征鲜明，不仅具有极大的史学研究价值，同时还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3.车马器

　　马是游牧民族生产、代步和作战的主要工具，正是由于骑马术的出现和娴熟的驭马技术，才使得他们在与其它民族的对抗中占据了了先机，马既是他们的忠实伴侣、也是他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对马的防护和装扮，同样是北方民族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和引以为豪的一件大事，各式马具便成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古老草原青铜艺术

　　特征鲜明、风格独特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与当时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形影不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饱含他们智慧、思想、意识、艺术的物质载体。早期北方民族在打造这些赖以提高自己生存质量的金属制品的同时，也注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艺术灵感和丰富的情怀。粗犷、古朴、奔放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记载着北方大草原上的和风疾雨，也铭刻着这块土地上的征战厮杀，既透射着弱肉强食的腥风血雨，还洋溢着祥和安宁的温馨愉悦。

　　（四）独具特色制作工艺

　　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和艺术的发展水平。“鄂尔多斯青铜器”铸造工艺十分高超，绝大多数的青铜器，都采用双范合铸的做法，形制规整、合范严谨，纹路清晰，工艺娴熟。一些圆雕的动物饰件，采用了代表当时冶金铸造业最高发展水平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制作而成，早在春秋晚期，北方畜牧民族就熟练地掌握了青铜镀锡工艺，并运用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生产、制作中。早期北方畜牧民族除掌握了高超的金属冶炼、铸造及表面处理技术外，对金银器的锤揲、模压、抽丝、焊接、镶嵌等复杂技术也同样运用自如，精美绝伦的匈奴金冠等，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五）延绵欧亚青铜之路

　　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的广阔草原、戈壁，是北方游牧民族纵马驰骋的地方。由于经济形态较为单一，一些生活日用品必须通过以物易物的形式和外界交换，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在这种为生存、发展的迁徙中，不经意的绵延发展起来。而鄂尔多斯地区，无论对于欧亚草原还是中原腹地，都是新理念、新技术输出与输入的重要枢纽。

　　（六）砥砺岁月融汇传承

　　据文献记载：周人即有献鸠敬老的风俗。而《后汉书?礼仪志》更是明确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 。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也”。可见，王杖是朝廷授予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一种权力性的凭证，由于鸠鸟有吃食物不会被噎死的特殊功能，所以送鸠杖是引申预祝老人健康长寿。这种遗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故民间在给老人做寿时，方有“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的寿联。从“鸠者不噎之鸟”的角度考虑，鸠为鹤类水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此，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鹤头形杖首，就应该和汉代以来流行的“鸠杖”，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它的发展过程，同样来源于由图腾崇拜而衍生的部落首領及氏族长、家族长等手持的权杖，与“欲老人不噎也”的鸠鸟形象相结合，演化为老者手扶的拐杖，成为尊老重孝的标识物。

　　（七）沉寂草原石刻艺术

　　岩画，是古代绘画遗存的一种形式。是原始社会至封建社会早期阶段的古人类刻画在岩壁上，反映意识、信仰和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当时生存景观等的印迹。鄂尔多斯境内的岩画，主要分布于桌子山、千里山等地区。著名的岩画分布点有位于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苦菜沟、摩尔沟、乌兰布拉格以及现属于乌海市所辖的召烧沟等。采用磨刻和凿刻形成的阴线条画面，笔法简洁，造型粗犷，构图朴实。内容有人面像（太阳神）、星云、动物、牧人、骑者、狩猎、舞蹈、生殖崇拜以及各类图案化、抽象化的图像、符号等，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或以单体画面的形式出现，或群体集中分布。是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及自然环境变迁等珍贵的形象化史料。

　　四、历史旋轮

　　当早期北方民族在鄂尔多斯大地上纵马驰骋的时候，自公元前四世纪始，晋、魏、赵、秦等中原诸雄相继涉足，与北方草原民族在这里展开了对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北方的统治，从内地迁来大批移民，垦田耕植，广筑县城。汉承秦制，继往开来。伴随中原封建王朝对鄂尔多斯地区的不断开发，这里一次次掀起了民族汇集的浪潮，社会发生了飞速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南迁，使这里的民族融合达到空前的境地。隋唐时期，这里既是隋唐王朝的北疆重地，也是与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唐代后期，党项人逐步迁徙到鄂尔多斯南部，并于北宋初期建立了西夏国，雄据北方与辽、宋对峙，成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朵艳丽奇葩。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率军攻灭西夏，鄂尔多斯草原从此奏响了蒙古族文化的主旋律，尤其自明代中后期以来，蒙古鄂尔多斯部一直植根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的神灯八百年不灭，融汇蒙古帝王祭祀文化、宫廷文化、传统草原游牧文化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源远流长。伴随清代中后期“黑界地”的放垦，大量农耕民族的涌入，各族民族和睦相处再创草原文化新纪元。

　　（一）中原猎足群雄角逐

　　公元前七世纪前半叶，“晋文公攘戎狄于訚、洛之间”，春秋五霸晋国的战车出现在鄂尔多斯东南部的丘陵间。公元前四世纪，战国七雄赵国先把长城扩展到鄂尔多斯东北部的沿河地带，继而，“（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进一步深入鄂尔多斯的腹地；秦昭襄王紧随其后控地北至上郡，把鄂尔多斯东南部纳入秦的疆域，强大的秦、赵帝国与新兴的北方草原民族在鄂尔多斯展开了强力角逐。

　　（二）匈奴铁骑高原驰骋

　　匈奴是活动在我国古代北方草原的著名游牧部族，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长河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匈奴部落联盟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即我国的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我国的东汉时期）。构成匈奴部落联盟的主体民族中，就包括至少从商、周之际开始活动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族群。匈奴最强盛的时候，在南起阴山山脉，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的辽阔区域内，都遗留下了匈奴的不懈足迹。

　　（三）强秦扼腕民族融和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挟横扫六国的军威，派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为巩固北方的统治，秦始皇不仅从内地迁来大批移民，垦田耕植，广筑县城，还修直道“自九原直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秦直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是沟通中原地区与北方边陲的重要通道，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交通史、道路建筑史、秦、汉时期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与匈奴的战争史、交通、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中原一统 两汉风云

　　汉承秦制，鄂尔多斯地区主要属朔方、五原、西河郡所辖。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战役之后，汉武帝在北方五郡陆续安置了归汉的匈奴浑邪王等所率四万余众，因这些民众沿袭旧俗而属于汉，史称“属国”或“五属国”，朝廷派遣管治的将军，称属国都尉。属国的设置，不仅对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开发、保卫北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随后南单于率部众徙居西河美稷县。此后，北方缘边八郡悉有匈奴屯聚，守卫汉北方边境，世受汉廷优遇。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融合。

　　（五）诸侯争霸花落铁弗

　　东汉后期始，檀石槐鲜卑汗国军事联盟形成，控地阴山南北。魏晋以来，鲜卑轲比能部猎足鄂尔多斯，与南下的拓跋部、留守故地的匈奴族人、北上的西晋势力等彼此争夺，终以拓跋部势力为强，统领杂胡。十六国始，五部匈奴拥立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后，铁弗刘虎被封为楼烦公，后兵败西晋、拓跋部联军，占据鄂尔多斯视为战略转移地和后方。公元319年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控制鄂尔多斯，继而被氐族符健的前秦统领之。公元370年代王拓跋什翼犍势力崛起，鞭及河西。铁弗刘卫辰协助前秦灭代后，被委以督摄河西杂胡。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逐杀铁弗刘卫辰父子取而代之。公元407年，羽翼丰满的铁弗刘卫辰子赫连勃勃叛后秦建大夏国，重回鄂尔多斯，并于公元413年建统万城，终成霸业。

　　（六）北魏牧苑 戍边屯田

　　1.拓跋南迁及北魏六镇

　　公元398年北魏建都平城（大同）后，为防止北方柔然汗国的侵扰，护卫京都平城及强化北部边境地区的统治，在平城以北设立六个军事据点，史称“北魏六镇”。六镇均处在阴山山脉的隘口，构成一条向北的军事防线。另外还设置了土城梁古城、石子湾古城、坝子口村古城等城池，为六镇的后方及平城的护卫前沿，构成全方位的防御体系。

　　由于六镇处于战略进攻或战略防御的重要位置，因此这里集结了大量军事力量，而且每镇设置镇都大将，由拓跋王公或鲜卑贵族之中出色的人才担任，戍防的士兵也大多是拓跋联盟各部落的牧民和中原豪强地主的高门子弟，俊杰云集，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西魏八大柱国便由此发端，他们开创了一个纵横中国历史近二百年，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王朝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将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了最高峰。北魏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对六镇的防务，频繁巡视，鲜卑帝国对柔然发动的战事均从六镇发起。

　　2.石子湾北魏古城

　　据文献记载，北魏道武帝、太武帝等都经常“行幸河西”，还在河西修筑河南宫、承华宫等宫殿。另外还有“校猎河西”等记载。据此可知，北魏时期鄂尔多斯曾被辟为皇家牧场，供皇室巡幸狩猎，石子湾古城极可能就是文献所载西河修筑之行宫所在。

　　（七）北疆边陲 隋唐盛世

　　隋唐时期的鄂尔多斯，既是中原王朝的北疆重地，也是东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辽阔牧场，隋炀帝巡幸北疆的浩荡洪流，曾在这块大地上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隋末北方诸豪强割据势力反叛的号角，也曾在这里此起彼伏，延绵不绝。这里既穿行过盛唐大军的金戈铁马，六胡州民的驼队羊群，也游曳过对抗唐王朝统治割据势力的蔽野旗旌，但更多的是太平盛世下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笑语欢歌。

　　1.隋朝一统

　　隋朝统治时间虽短，但给鄂尔多斯地区带来的影响却十分深远。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鄂尔多斯地区魏晋南北朝360余年群雄逐鹿的混战局面，渐趋安定，民众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步恢复。伴随突厥民众的入住，中原汉族的北上，鄂尔多斯不仅掀起新一轮民族融合的浪潮，也成为东突厥再次崛起、重执中国北方牛耳的重要摇篮，而伴随隋末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这里也成为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策源地。

　　2.大唐要冲

　　初唐时期的鄂尔多斯地区，既是大唐王朝北疆的战略要塞，也是维系突厥强族的回旋之地。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北伐大胜，东突厥汗国灭亡后，这里则成为安置10万突厥降众的重要牧场，同时也是唐王朝腹地通往北域的战略交通要道。

　　3.“六胡州”烟云

　　粟特人是原居于中亚的古代民族,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主要由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戍地、史等九个城邦组成国家，居民都以国为姓，所以也称粟特人为昭武九姓。突厥兴起之后,由于突厥对粟特地区的占领,大量粟特人进入突厥部落,因而唐初为安置突厥降户在鄂尔多斯地区所设立的“六胡州”,其主要居民就是粟特人。由于“六胡州”属于羁糜府州的性质,粟特人在这里保持了较为巩固的部落组织,并未完成部落民向唐之编民的转变，所以，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原生态”的粟特文化，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六胡州”之乱后,“六胡州”的部落组织开始逐渐被打破,加之此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聚落中的粟特人分散迁徙，“六胡州”的粟特聚落也最终消失。“六胡州”所在之地属半农半牧地带,既是多民族错居杂处而交融频繁地域,又是唐朝的边疆战略要地。“六胡州”的置废变迁,是唐前期关内道北部乃至整个北方边疆军政形势起伏变化历程之缩影。

　　（八）三足鼎立 西夏称雄

　　1.党项崛起

　　唐代后期，随着西域吐蕃势力的强大，迫使党项人逐步北上迁徙到鄂尔多斯南部，鄂尔多斯丰美的天然牧场和先进的农耕技术，为西夏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不仅为其在北宋初期建立西夏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并据此雄据北方与辽（金）、宋对峙，成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朵奇葩。

　　2.大宋边陲

　　五代十国时期，原活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藏才族（亦称藏擦勒族，属党项族的一支小藩部），乘战乱之机，进入今鄂尔多斯东部准格尔旗境内。辽伐西夏时，藏才族首领王承美率部附辽，辽授其左手牛卫将军官职，并助其构筑城池。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王承美归宋，宋廷准其扩建城邑，并赐名“丰州”，封王承美为丰州衙内指挥使。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任命王承美为天德军蕃汉都指挥使，知丰州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改授王承美为丰州刺史。位于准格尔旗敖斯润陶亥乡二长渠村山梁上的古城址，即为北宋时期兴筑的丰州城邑。另外，在该城址西、北约8.5公里，今羊市塔乡古城渠村西南和敖斯润陶亥乡古城梁村北的山梁上，还有两座与其呈“犄角”之势的小城址，三者间还分布有烽燧遗址相呼应。这两座小城址则应为文献记载中隶属于丰州城的永安砦故城和保宁砦故城。

　　丰州古城及所属的两座砦城，既是鄂尔多斯境内惟一的宋代城址，也是内蒙古地区惟一的一座宋朝州城。当时，北宋王朝称丰州、府州（今陕西府谷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杨家城）为“河外三州”，三州城池呈品字形分布，相互照应，为固守北宋的北方重要门户。

　　3.辽、金拾遗

　　鄂尔多斯地区在北宋时期主要属西夏所辖。西夏建国之初即臣服于辽，双方为了共同的目的—对抗北宋，大多保持友好关系，但也发生过两次大型战役，其中的河曲战役，就发生在鄂尔多斯境内，东胜吉劳庆出土辽代马镫、带板的墓葬等，或许就是反映辽夏关系、辽文化涉足鄂尔多斯史实的遗迹，对于传统史学界有关辽代势力从未东跨黄河进入鄂尔多斯的认识或许将有新的诠释。

　　女真族崛起取代辽的统治地位后，西夏于金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正式向金称臣纳贡，在其后的八十余年间，金与西夏“未尝有兵革之事”，据文献记载，金在其领地黄河东岸建有榷场“东胜州”，供两国的边民商贸往来，西夏也允许金国的商人跨国黄河在西夏领地经商贸易，沟心召钱币窖藏的发现、前房子遗址金代货币的出土等，就应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显现。

　　4.阿尔寨石窟寺

　　阿尔寨（汉语谓百眼窑）石窟位于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境内，坐落在低缓丘陵地貌中一座孤立突起的平顶红色砂岩小山上，因山体周围分布众多石窟而得名。

　　石窟的形制主要有中心柱式窟、方形和长方形单间石窟等几种。许多石窟内曾有泥塑佛像并绘制有壁画，壁画的题材以反映藏传佛教方面的内容为主，还有大量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世俗壁画以及部分汉传佛教的内容。另外，还发现大量早期回鹘蒙古文榜题。发现的22 座浮雕石塔，除1座密檐式塔外，其余均为覆缽腹式塔。据石窟的形制、壁画的内容、绘制风格、以及回鹘蒙文所保留的古老特征以及浮雕塔的造型、特征等综合分析，阿尔寨石窟寺的开凿年代可能在北魏中、晚期，至迟不晚于西夏，以蒙元时期最盛，明末停止开凿及佛事活动。

　　阿尔寨石窟寺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建筑群，也是中国规模较大的西夏至蒙元时期的石窟寺。阿尔寨石窟寺壁画中相关成吉思汗或蒙古帝王祭祀、祭拜等内容的破译，以及石窟寺周边地区民间世代相承的一些有关成吉思汗的祭祀活动等，更为这座民族文化宝库增添了更多传奇色彩。

　　（九）蒙元皇苑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率军攻灭西夏，鄂尔多斯草原从此奏响了蒙古族文化的牧歌。元朝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分别归属于陕西行省、甘肃行省，但大多属于察罕淖儿所辖。察汗淖尔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建制，是皇室的封地。后收归朝廷直辖，设察汗脑儿宣慰司，是皇家重要牧场。

　　（十）圣主入套

　　十五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带着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宫帐）等奉祀之神，在经历了蒙古高原的漫漫辗转之旅后进入河套地区，从而，这里被称为“鄂尔多斯”。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守护者八百年不灭的神灯，凝练成了集蒙古帝王祭祀文化、宫廷文化、传统草原游牧文化于一身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续写了草原文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