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汉墓壁画中反映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作者 : 甄自明来源:鄂尔多斯博物馆     发布时间:2019-06-12 21:26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叙述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简史,分析汉代墓葬尤其是墓葬壁画中所包含的交流、融合因素,从而阐释了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农牧交融、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状况,并揭示了形成这样大融合局面的原因。
  关 键 词:汉代鄂尔多斯  汉墓  壁画  交流融合
轺车龙马图
  经过秦朝短暂的统一,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最强大的大一统王朝之一,这个时期,随着汉王朝的移民开垦政策和南匈奴的归附,鄂尔多斯地区形成了农牧产业发达、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加快的空前繁荣局面,而鄂尔多斯出土的汉墓壁画内容正是这一盛况画面的生动体现。
  一、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简史
  西汉初期,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繁荣局面,便发起了收复鄂尔多斯地区的河南战役,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转战数千里,一举肃清了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势力;匈奴右贤王被迫退出鄂尔多斯,不得不远走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匈奴遭到失败后,统治集团也发生了分裂和内讧,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认清“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之势,归附西汉;呼韩邪归汉,汉匈和好,是一件有进步意义的大事,它结束了汉匈之间长期的对立状态,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汉元帝时,将宫女王嫱(王昭君)许与呼韩邪单于为妻;公元前33年,王昭君随呼韩邪单于出塞,经由现在的陕北、鄂尔多斯渡黄河北行进入大漠,就是著名的“昭君出塞”。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于汉,其部众四五万人入居塞内,南匈奴的单于庭帐就设在西河郡美稷县,即今准格尔旗的纳林古城;鄂尔多斯地区成了南匈奴的政治、经济中心,南匈奴的归汉,使汉匈的友好关系得到很大发展。伴随着汉朝政府的移民农垦策略,朝廷大举在鄂尔多斯地区建城设县,形成了中央政府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大开发浪潮。
  二、鄂尔多斯汉代墓葬概况
  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伊克昭盟第一次文物普查)和2007~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显示,鄂尔多斯境内共分布有汉代遗存332处。其中留存有汉代古城31座,占鄂尔多斯历代全部60多座古代城址的一半。汉代遗址154处。汉代墓葬147座,其中东胜区汉墓12座、达拉特旗汉墓14座、鄂托克旗包括2座壁画墓在内的汉墓20座、杭锦旗汉墓32座、乌审旗包括1座壁画墓在内的汉墓20座、伊金霍洛旗汉墓36座、准格尔旗汉墓11座、鄂托克前旗汉墓2座。1
  发现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汉代墓葬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因为这一时期,汉王朝出于军事需要,对该地区进行移民屯边。这些墓葬可能是迁入这个地区的汉族居民与少数民族居民共同留下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汉墓表现出更多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部分墓葬随葬扁壶、殉牲以及陶俑等。2
  目前为止,鄂尔多斯地区一共考古发掘清理三处汉代壁画墓,其中鄂托克旗清理发掘两处,一处为凤凰山汉墓,另一处为米兰壕汉墓;乌审旗清理发掘一处,名为嘎鲁图汉墓。这些汉墓中的壁画色彩鲜艳,技法娴熟,内容丰富,既富有中原汉文化气息,同时又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壁画由石青、土黄、赭石、石绿和朱砂等矿物颜料绘制而成。内容有出行图、庭院图、宴饮图、百戏图、射弋图、围猎图、侍卫图、放牧图、牛耕图、锄禾图等。其中放牧图与牛耕图、锄禾图共存说明了汉代鄂尔多斯宜农宜牧,既有农耕业,也有畜牧业。画中人物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画中建筑和工具既有汉式的也有胡式的,体现了多民族杂居融合的场面。而出行、宴饮、百戏、围猎等壁画反映了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丰盈富足。
  三、鄂尔多斯地区汉墓中的交流、融合因素分析
  鄂尔多斯地区发现、发掘了多座汉代墓葬,其中有许多汉墓出土物和墓葬壁画反映了汉代的农牧交汇、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情况。
  (一)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汉墓中的胡人男俑与汉人女俑
  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汉墓中出土有男俑4件;用手捏塑烧制而成;作直立状,长颅型,高眉弓,深目,眉目外下斜,垂鼻,高鼻梁,颧骨突出,尖下颌,八字胡,连鬓须,两手合抱胸前,双脚并立;内穿长袍,宽腿裤,外披拖地披风,头戴尖顶风帽;通体施白陶衣,眉、目、胡须及风帽、披风边缘用黑彩及红彩勾画,形象生动[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见图一:三段地汉墓出土胡人俑)这些男俑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纳林套海出土的站在陶井旁的打水俑,头戴尖状风帽,小眼大鼻,以及一件头戴尖帽,蹲坐在井旁的陶俑比较相似。这些胡人俑为典型的胡人形象,应为当时南匈奴人。
  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汉墓中出土有女俑2件;用手捏塑烧制而成。跪姿,长颅形,尖下颌,眉目清秀,脑后上方挽一圆形发髻,双膝合拢,上身直立或微躬身前倾,臀部坐于脚上,双手合拢放于膝部上方,着右衽长袍。盘发、身着长袍的造型在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陶俑中十分常见[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应该是汉族人的着装习惯。
  (二)鄂托克旗凤凰山1号墓葬中的男女胡人俑
  凤凰山1号墓壁画中的女性发式多为披发,从画面看,脸颊两侧各有一缕垂发。是一种两鬓垂发的独特发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披短发的男俑。这些披发男女形象所出的墓葬年代均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而这一时期活动在鄂尔多斯及其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南匈奴。凤凰山汉墓壁画中的两鬓垂发及同出的披发俑应该就是这里生活的匈奴人及其后裔习俗的反映。
  (三)鄂托克旗凤凰山墓葬1号墓墓室东壁右侧与西壁左侧的庭院、宴饮、百戏图
  鄂托克旗凤凰山墓葬1号墓墓室东壁右侧,应与墓室西壁庭院合为一完整庭院。院正面画四阿顶式房屋三间,房屋之间以游廊相连。院正面两角处各画一阙式望楼,余三面绘围墙,前墙两侧各开一门。左侧屋内有两身着右衽红袍、头戴贤冠的男性在几前做交谈状,旁边跪一着红裙、头戴宽沿高顶黑帽的女性,帽侧插翎,脸两侧留有披发。游廊内绘一着黄袍男性,跪于琴前做弹琴状;另一侧坐一身着黑袍、头戴贤冠之人,双手上扬,作舞乐状。庭院内绘鼎、炉、几、耳杯等物和杂耍、观赏人物八人。画面以一蹲式扬臂和炉上倒立者为中心,周围有弹琴、表演和观赏者。表演者有的赤膊、有的束髻,动作雄健有力、轻捷灵巧;观赏者背手静立,同屋内人作观望状。
  汉代社会文化生活中,音乐、跳舞和杂技艺术在中原地区悠久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各兄弟民族乃至域外的技艺,日益丰富多彩。当时,音乐舞蹈都已摆脱宗教仪式而获得独立的发展,杂技则更是深深扎根于民间,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才智和技能。乐舞百戏在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方面,曾起到过不小的作用,据史籍记载,各族常向汉廷献乐、献舞,汉帝也曾把中原地区传统的乐器赐送给少数部族。[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墓室西壁左侧绘庭院之右半部,下侧已残损,院角亦有弹琴舞乐场面。人物头戴插有羽翎的,圆顶宽沿帽。院角望楼外绘一台榭,以立柱和斗拱支撑。台榭上绘六个人物,上空绘有五只白鹭,成一行飞翔。人物中三名男子均戴贤冠,身着红色束腰长袍,两人举弓射向天空中的飞禽;另一人蹲于地下,正在拉弓装箭。(见图二:凤凰山壁画墓1号墓西壁左侧乐舞图、射弋图)台榭中央的三名女子,均戴宽沿高顶黑帽,帽侧插翎,两边二人身着红色长袍,中间一人身着蓝色长袍。三人均作舞蹈状,动作轻盈优美。其左侧有一盘角山羊,上骑一人,帽顶插双翎。水池边绘一人在田间耕作。
  这些壁画内容在中原地区汉代壁画、画像石墓中常见,是典型的反映农耕经济下庄园生活的情景。但壁画中人物头戴宽沿黑帽,帽侧插翎的冠饰与两鬓长发下垂的发式造型,却与中原地区截然有别,结合文献记载和其它考古发现分析,应与自东汉早期以来回归中原汉廷的南匈奴民族有关。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南匈奴虽然汉化程度很深,社会经济与生活习俗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服饰、发饰等方面,仍保留着自己浓郁的民族特色。[ 杨泽蒙:《鄂尔多斯汉代墓葬壁画赏析》,《鄂尔多斯文化》2010年第2期。]
  (四)鄂托克旗凤凰山墓葬1号墓墓室西壁的放牧图、农耕图、出行图
  鄂托克旗凤凰山墓葬1号墓墓室西壁画面右侧绘高山放牧图,层峦叠嶂的群山上树木茂盛,牛、羊、马等散布其间,燕雀或在天空中穿飞,或在枝头栖息,两位牧人悠闲地坐在高高的山顶上。山脚下,一农夫正在扶犁耕田。该画面是汉代鄂尔多斯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再现,其中的农耕图,也是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见最早有关农耕文化的形象化资料。(见图三:凤凰山壁画墓1号墓西壁放牧图、牛耕图)
  西壁左侧下方庭院外绘出行图,画一骑两乘。前为一导骑开道,马白色,骑者蓝衣、褐领、褐袖,头戴宽沿高顶帽。其后画一乘黑舆、黑辕、黑交络的轺车。在导骑之前,绘有迎面而来的狗、猪及家禽等。该幅壁画描绘了墓主人出行的高贵、便捷,也描述了当时饲养猪、狗、家禽的普及,反映出农业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四、汉墓壁画所体现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
  (一)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交融
  鄂尔多斯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原始农业就在这里萌芽,广泛分布的朱开沟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石质农具、农用陶器深刻再现了当时农业的发展景象。青铜时代来临以后,随着鄂尔多斯高原气候转冷,环境变差,畜牧业成为主要产业,因而林胡、楼烦、匈奴等草原民族在这里迅速发展起来,游牧成为这些民族的主要生产生活手段。
  进入汉代以后,汉王朝在鄂尔多斯地区移民开垦、建城设县,农业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而随着南匈奴的归附,汉王朝将他们安置在鄂尔多斯高原,这里成为肥沃的牧场,今准格尔旗的美稷县城就是当时南匈奴单于王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样,鄂尔多斯地区在汉代发展成为农牧交融、相得益彰的典型地区,农耕业和畜牧业均得到了大力发展,成为宜农宜牧的经典地区。至今,鄂尔多斯的农牧民仍然多兼营农耕业和饲养业。
  (二)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的融合
  随着汉代鄂尔多斯地区农耕业和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农耕民族的典型文化,包括头饰、服饰、饮食、歌舞、杂技、建筑等方面的中原农耕文化,与游牧民族的典型文化,包括胡服、骑马、射箭、肉食、奶食、帐包等方面的北方民族游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直至融合。而鄂尔多斯汉墓中的壁画和出土物正深刻揭示了该地区的这种文化融合状况。
  (三)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
  作为汉代都城长安通往北方边塞的重要通道,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在鄂尔多斯地区进行着广泛的交往、贸易、贡赐、和亲和融合。上演了一幕幕民族友好、交往、融合的传奇故事。昭君出塞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凤凰山壁画的整体风格以及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看,该墓应是典型的汉人墓。壁画中庄园、庭院、车马、百戏人物均是东汉庄园经济的典型特征。从执吾门吏的形象以及乘黑盖轺车的兵器陈设图分析,墓主人应是“御史、郡守、都尉、县长之类”在南匈奴地区任职时习染了胡俗的汉族中下层官吏。[马利清:《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随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聚居,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有了迅速增加,在今鄂尔多斯市范围内,共有农户8.05万,农业人口在42万以上;加上在上郡、西河、五原三郡属国安置的匈奴部众约10余万人,西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总人口估计在55万左右;在鄂尔多斯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西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人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直到清末民国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数几乎没有达到这个数目。[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四)鄂尔多斯地区文化交融、民族融合的原因
  鄂尔多斯高原正好是年降水量400毫米上下的分界线,也是我国牧区和农区的分界线[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撰:《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在这条分界线上,4000多年以来,年降水量400毫米线在南北摆动,牧区和农区的分界线也在南北摆动,自古以来,鄂尔多斯高原就是北方草原民族的游牧天堂,而鄂尔多斯高原以南地区是中原农耕王朝的粮食产区,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迥异的文化和习俗在这里碰撞、交融,甚至因为政治、军事的原因在这里冲突、战争。鄂尔多斯高原从商周以来,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王朝军事冲突的中心地带,成为军事防御的前沿阵地,并且,由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互的多样性经济、贸易需求,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吸引和交融,使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多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
  鄂尔多斯高原由于相对独立的地理优势和极其优越的交通位置,加之平坦的地貌、肥美的水草,成为北方草原民族的战略要地和游牧天堂,历史上土方、鬼方、狄、林胡、楼烦、义渠、匈奴、突厥、党校、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占据过这一地区,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也因为这样,鄂尔多斯成为中原农耕政权与北方游牧部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焦点地区。
  甄自明:单位、职务: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理事、专家委员
  职称:文博副研究馆员  
  学历: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浙江大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在职研究生
  学位: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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