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壁画遗存及“摹制法”在鄂尔多斯古代壁画保护与研究中的效应

　　鄂尔多斯博物馆

　　一、        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壁画遗存及其分布

　　（一）壁画时空分布

　　根据考古资料，目前鄂尔多斯地区存在着不同时期、形式多样的壁画艺术，是内蒙古地区和北方边疆重要的壁画保存地。

　　从时代分布上看，这一地区的壁画时代性强烈，延续有序，自距今6500年阳湾遗址的房址内壁戳印装饰砖为始，其后经历汉代墓葬壁画群，南北朝大夏国彩绘石板画，西夏墓葬壁画，北宋墓葬壁画，阿尔寨石窟蒙元壁画，大元泰定三年墓葬壁画，明清时期的召庙壁画群等。可以说，鄂尔多斯目前发现的壁画遗存数目众多，类型有别，时代传承有序，鲜有缺环。

　　从地域分布和类型上看，壁画遗存几乎分布于境内各个旗区，但以鄂尔多斯的东部、中南部和西部分布最为集中，如宋元明清时期的壁画遗存多分布在东部地区的南流黄河地域，汉代墓葬壁画则多分布在中南部的广大半沙漠地区，史前时期的岩画遗存则多分布在鄂尔多斯西部的高原地区。据初步统计，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各类壁画艺术遗存共达26处，其中岩画遗存9处，墓室壁画11处，石窟寺壁画1处，召庙壁画5处。这些绘画艺术遗存内涵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代表着我国北方草原珍贵的绘画艺术。

　　（二）壁画类型

　　壁画按题材类别可大致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以桌子山岩画为代表的岩画艺术；第二类是以凤凰山、米拉壕壁画墓葬为代表的各时期墓室壁画；第三类是以阿尔寨石窟壁画为代表的石窟寺类壁画艺术；第四类是以准格尔召、乌审召壁画为代表的明清藏传佛教寺庙壁画。

　　第一类桌子山岩画，属于北方贺兰山、阴山岩画系统，它集中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西北边缘鄂托克旗的阿尔巴斯山区。据考古调查，鄂尔多斯高原岩画主要集中有：苦菜沟岩画、后摩尔沟岩画、召烧沟岩画、黑龙贵峡谷岩画、新尼乌素沟岩画、苏白音沟岩画、乌仁都喜岩画、陶古苏高勒岩画、布日嘎斯太岩画等9处，单体岩画逾2000幅。经考古证实，鄂尔多斯岩画的形成时代上自距今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下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以新石器时代的画面较丰。岩画的主要内容和题材可分为各种形象的人面像、动物及骑者、猎人及舞者、抽象化的图像和表现当时人们生产方式的五种题材形式。主要图案有人面像、太阳神像、花纹、穹庐、羊、马、骆驼、岩羊、鹿、狼、狗、狩猎、树、车、符号等图形。古代先民们“以山为纸、以石为笔”，采用磨刻、敲凿和颜料涂印等技法，在峭壁、盘岩、石块上刻画了粗犷、古朴、拙雅的岩画，创造出了“人类早期艺术”。画面质朴稚拙，技法简单率直，构图完整，富有故事性和原始艺术性，将神秘的精神崇拜与现实生产生活完美的结合。它是中国北方岩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珍贵详致的岩刻资料，无论在岩画题材内容还是刻画技术上，均充分体现着古代北方民族在不同阶段的思维方式、情感趋向、审美需求和天人合一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等诸方面。

　　第二类墓室壁画，时代包括东汉、南北朝、唐末至西夏、辽、北宋、元等不同历史时期。以东汉时期的墓室壁画数目最众，主要分布在鄂托克旗、乌审旗和杭锦旗境内，既有单体壁画墓葬，也有壁画墓群。根据现有材料它们主要有：凤凰山壁画墓、巴日松古敖包壁画墓群、米拉壕壁画墓群、察罕淖尔壁画墓、霍洛柴登壁画墓等。其次是以准格尔旗境内的西夏至北宋时期的壁画墓葬为多，如羊山圪旦西夏壁画墓群、大沙塔壁画墓群、二长渠壁画墓群等。在绝对数量上，仅次于东汉时期墓葬壁画。最后是各时期的零星壁画墓葬，如乌审旗的大夏国壁画墓，准格尔旗的焦家圪卜辽墓和乌兰布浪元代壁画墓等。它们是研究古代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社会风貌、丧葬习俗等珍贵的形象资料。

　　第三类石窟寺壁画目前仅发现一处，即阿尔寨石窟壁画。阿尔寨石窟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阿尔巴斯山上。整个阿尔寨是一座红色砂岩小山岗，高约40米，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50至80米。

　　阿尔寨石窟俗称百眼窑。阿尔寨一词，蒙古语意为“隆起的”、“平地突起的”，称为阿尔寨的山岗共有三座，即“有庙的阿尔寨”、“大阿尔寨”和“小阿尔寨”。这三座山岗以“有庙的阿尔寨”为首居南，“小阿尔寨”居其东约1公里处，“大阿尔寨”居北。石窟群分布在“有庙的阿尔寨”山岗上。洞窟依山开凿，多开凿在崖顶以下高约30米左右的四壁上，以山岗的南壁的分布较为集中，分上、中、下三层，东壁与北壁开凿的石窟较少。目前可以确认的石窟有67处，其中保存较完整的43处，塌陷或风沙掩埋的18座，开凿半途停工的4座。石窟中原有塑像，现基本已荡然无存，仅在石窟内发现零星的泥塑残片，但却保留有各时期的精美壁画。山岗岩壁上现还存有26座浮雕石塔，其中一座为密檐式塔，余均为覆钵式塔。这些浮雕石塔，最高的达6米，最小的仅有10厘米左右。此外，山岗的平顶部还存有6处建筑遗址。

　　阿尔寨石窟寺开凿和使用的年代共历4个时期，即始凿于北魏中晚期，历经西夏，兴于蒙元时期，终于明代晚期。石窟按面积大小可分大、中、小三种，大型窟1座，面积约30平方米，中型窟数量最多，面积约20平方米，高约2.5~3米，小型窟数量较少，面积约10平方米，高1.5~2米。中、小型石窟内保留有壁画近千幅。这些数目众多，精美绝伦的壁画为研究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形式、宗教信仰及民俗风情提供了详实而又形象的资料。

　　第四类召庙壁画主要有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乌审旗乌审召、乌兰陶勒盖庙和伊金霍洛旗道亥召、乌拉庙等5处。这些召庙壁画主要是明代晚期至清代晚期的作品，壁画题材整体上尽为藏传佛教内容，但各个寺庙在内容、表现手法上又有所不同，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宗教流派，如准格尔召壁画主要是绘于殿顶的坛城内容；乌审召重点表现的是藏传佛教上师宗喀巴讲经布道和佛经故事的内容，也兼有写实纪实、世俗供养的少量画面；而道亥召则尽是度母故事的表达。这些大幅的精美佛教画面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我们窥视鄂尔多斯地区佛教的盛况，了解佛教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普及，另一方面，它们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政治历史也提供了帮助。

　　（三）现状及地位

　　就鄂尔多斯地区壁画遗存整体保存状况而言，不容乐观。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加之过去几年鄂尔多斯地区快速、大规模的经济发展，给本地的文物保护带来了巨大挑战。壁画遗存现状整体上墓室壁画保存稍好，因为这些壁画墓葬往往分布在人迹罕至的牧区或沙漠区，人为破坏较少，但处在经济开发、农业耕种地区的壁画，往往遭受严重破坏，不得不将其揭取下来。另外，湿气、空气、雨水等因素对壁画造成的破坏很大，如画面漫毁，冻裂，塌毁等。岩画方面，由于岩画所在的阿尔巴斯山脉沟壑中煤炭资源丰富，岩画附近，小煤窑、白灰窑林立，所以矿山开发是岩画保护面临最为严重的威胁之一，如岩画所在山体有的已基本被掏空、毁坏，有的被开采后的乱石沙土掩埋，有的被移位破坏。另外，山区气候干燥，风沙大，昼夜温差大，对壁画造成了残损、脱落、表面风化、裂缝、盗取污染、大气污染、风化等。

　　阿尔寨石窟方面，其位于鄂托克旗北部草原上，周围只有少量的牧民居住、放牧，没有现代大规模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但是自然和人为因素使石窟环境、岩体、壁画面临严峻挑战，如（1）遗址所处草原环境衰退。（2）石窟岩体稳定性病害日趋严重。长期风化剥蚀使山体周围的岩体破碎、结构松散，构造裂隙、卸荷裂隙及层面裂隙交错切割，使石窟依存的山体呈巨块状脱离，已发生多处崩塌。现存山体继续出现多处危岩体，严重地影响洞窟的整体稳定性，如遇地震等异常自然灾害，则有可能出现岩体和石窟大规模崩毁。（3）石窟壁画遭受严重病变及损伤。长期以来石窟遭受人为破坏：由于人为刻划损伤、烟熏破坏等，严重损坏了壁画的清晰度和完美感。自然应力是造成壁画病变的主要因素，强力的风沙冲刷造成壁画表面道道划痕，是画面清晰度减低。自然环境的影响，使洞内壁画表面发生起甲、酥碱、霉变、空鼓、地仗层脱落等严重病变现象，影响着壁画的保存。

　　鄂尔多斯的古代壁画遗存在北方地区占据着重要地位，其整体价值和单体价值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方面都不容忽视，其传承有序的壁画艺术是北方地区珍贵的艺术宝库。如准格尔旗阳湾遗址的大房址中的戳印圆圈纹的壁面装饰是迄今为止鄂尔多斯高原乃至内蒙古地区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中也十分罕见。陶质装饰虽未施彩，但却明确地表明鄂尔多斯高原古老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具备了原始的居室审美和居室装饰观念，并熟练掌握了这种室内装饰艺术，它是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墙壁装饰遗存，开启了室内装饰艺术、贴塑艺术的滥觞。

　　再如，以凤凰山、米拉壕、察罕淖尔、巴日松古敖包为代表的汉代墓室壁画，是目前北方草原西部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第二大汉代墓室壁画聚集地，与和林格尔新店子、闵氏壁画墓一道构成了除洛阳、关中、辽阳、甘肃等汉墓壁画集中分布地的另一大区域，代表着南流黄河流域的独特汉代壁画艺术。有的画面在全国范围内都代表着独特的艺术形象，如有学者研究称，在凤凰山壁画中已发现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痕迹，如果这一研究成立，这或许可以改变中国山水画的起源，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提前数百年。在乌审旗巴日松古敖包壁画墓发现的轺车龙马图是近年来的首次发现，这种龙马同置于画面的巧妙构图和夸张的神情表达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墓葬壁画中尚未发现，另外在壁画中发现的妇人倚门图，在其他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未曾见到，与宋代妇人启门图意境颇多相似，或许具有某种传承关系，可能代表着这一题材的原始形态。

　　第三，乌审旗的翁滚梁大夏国时期的壁画墓是目前国内的唯一一处大夏国时期的壁画墓，墓内发现的彩绘浮雕石板画，是大夏国时期铁弗匈奴族历史文化的有力物证，它们将这一特定民族的社会历史形象、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历史性、艺术性都十分珍贵。再者，准格尔旗的二长渠北宋壁画墓，是鄂尔多斯高原乃至北方草原地区极其少见的宋代壁画遗存。其利用斗拱的独特造型彩绘猛虎形物象，也是极其少见。二长渠城址的发现是内蒙古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宋代州府城址，其彩绘壁画墓群自然也成为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首处北宋壁画墓，意义重大、价值非凡。元代泰定三年的乌兰布浪元代壁画墓葬是鄂尔多斯高原仅有的元代壁画遗存，十分珍贵，特别是画中的“海东青攫兔图”堪称精品，其年代文字题记更是对确定墓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第四，阿尔寨石窟壁画的价值和地位举世瞩目，毋庸置疑，素有“草原敦煌”“草原艺术宝库”“第二敦煌”等美誉。它是中国长城以北草原地区“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遗址”，是保存古代游牧民族信息最多的地方之一，堪与敦煌莫高、大同云冈等诸石窟媲美。石窟内有近千平方米壁画，其中的成吉思汗家族受祭图、萨迦法王为忽必烈灌顶授戒图、蒙古使者渡河图、西夏武士引弓乐舞图等纪实性画面堪称国宝。它是研究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的艺术瑰宝，为研究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形式、宗教信仰及民俗风情提供了翔实而又形象的资料。

　　二、        “摹制法”在鄂尔多斯博物馆古代壁画保护与研究项目中的应用

　　《鄂尔多斯古代壁画保护与研究项目》始于2014年初，至2016年9月结束，前后共筹划、准备了三年。项目采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姚智泉教授研创的“摹制”专利新技术为技术支撑，全面而最大限度地制作、还原了境内小部分的精美壁画。该项目是鄂尔多斯博物馆近年来大胆创新，积极求索，寻求古代壁画保护与展示传承的首次尝试和积极探索。

　　从方案撰写、资料采集、组织策划、研讨论证到具体实践、成果宣传、会务筹办及后期资料搜集与整理，项目的实施得到了上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整体上，项目工作总体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2014年5月至2015年3月，此时主要是壁画摹制保护方案的萌芽及方案研讨、准备工作；第二阶段为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这一阶段主要是壁画资料采集、各种方案撰写、论证和摹制保护制作的相关工作；第三阶段为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这一阶段主要是壁画系统活动的确定、筹备和实施工作，也进行了壁画资料的采集。

　　通过多方筹划与合作，鄂尔多斯博物馆以“摹制法”壁画保护、展示与研究为切入点，联合其他文博单位还推出了“丹青遗韵 妙手生花——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北方草原古代壁画珍品” 图录出版和“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四大系统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前三项的活动内容。

　　这次摹制法壁画保护与展示项目，共计摹制壁画82幅，摹制面积140多平米，制成的展览面积1000余平方米，配合内蒙古其他地区的30余实体壁画基本展示出了北方草原地区的精美壁画画面，摹制展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层面上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进一步加强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壁画保护与研究，宣传鄂尔多斯的地域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该项目是鄂尔多斯博物馆主动寻找业务突破、履行业务文博职能的重要实践，也是鄂尔多斯博物馆积极采用社会技术、社会资源参与博物馆文物保护和展示的积极尝试。通过与内蒙古博物院、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尔寨石窟研究院等文博单位的强强联合，集中博物馆壁画资源，整合各方力量，实现跨界合作、共同策划、共谋共赢的重要举措。相信，随着合作的进一步深入，摹制保护和展示的内容肯定会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三、摹制壁画保护与展示产生的作用及意义

　　摹制壁画保护与展示项目的实施是一次多方面跨界合作，也是学界献策共谋，共同推动我国古代壁画保护与展示的一次积极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改变了传统的壁画保护与展示形式，是实现壁画展示、文化宣传的有效方式，也较好地实现了对古代原生壁画的间接性保护，客观上促进了壁画的保护、展示与研究工作。

　　（一）作用

　　1.整合了鄂尔多斯境内及周边的古代壁画资源，便于“整体打包”进行保护、宣传。

　　通过将鄂尔多斯地区及内蒙古其他地区不同时代的壁画遗存的整合，不仅使使不同地区的壁画资源归于一处，实现系统展出，而且还将壁画研究资源、研究人员整合成一，形成合力，便于壁画工作的整体统筹规划和开展，为今后内蒙古地区的壁画保护，特别是在壁画的展示、宣传方面积累经验。

　　2.有利于鄂尔多斯乃至内蒙古地区的壁画保护、展示与研究。

　　摹制壁画展示与保护不仅仅只是将壁画进行简单“复制”，它首先要分析壁画的地仗结构，制作成与壁画地仗结构相近的支撑体，其次还要分析壁画的颜料、绘画工艺、壁画信息等内容，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和促进不同专业对壁画的信息、内容进行解读和分析，有利于壁画工作专业人员的培养，对古代壁画的进一步保护提供了人员锻炼与培养。

　　3.有力地宣传了鄂尔多斯的地域文化。

　　鄂尔多斯素来以丰富资源的“羊煤土气”形象为世人所知，但不为人所知的是鄂尔多斯的历史底蕴同样厚重，存在着不同时期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壁画摹制展览的推出，对社会了解鄂尔多斯绚丽多彩的历史面貌，宣传和弘扬鄂尔多斯优秀的历史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人们通过这些古老的历史画面，更加直观、更加形象地了解到了鄂尔多斯的优秀地域文化，人们惊呼，原来鄂尔多斯还有这么多精美的壁画，使人们眼前一亮。

　　4.开启了跨界合作保护的新模式，加强了不同学界的交流与协作，开拓了思路，增长了知识。

　　考古界、美术界及文保学界的跨界合作，群策群力，是这次摹制壁画展示成功的有力保障。“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壁画人才的汇聚，通过思维的碰撞，知识的交流不仅可以使壁画保护、展示的思路更加宽阔，眼界更加全面，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不同学科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真正达到取长补短、互补共进的目的，为壁画的保护与展示、研究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

　　（二）意义

　　脱离壁画本体的保护与展示手段，一直以壁画临摹为主，在壁画脱离本体保护的理念和技术手段研究方面显得相对十分薄弱，特别是在壁画展示利用、宣传教育方面侧重更少。“鄂尔多斯博物馆开创性的采用“摹制法”进行境内壁画的保护展示，是一次壁画展示、利用的重要转折，是一次对古代壁画保护和传播展示的积极探索，也是履行博物馆宗旨的重要职责表现。”

　　摹制壁画展览推出和传播宣传，从某程度上说，对鄂尔多斯地区的文博事业、文化旅游以及博物馆自身宣传与发展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

　　1.促进了鄂尔多斯市及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声誉传播，使鄂尔多斯的文化品牌更加响亮。

　　对于摹制壁画的展览的推出，将自己的摹制壁画展示给公众，接受公众对摹制理念的检验，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和探索，对于公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未曾见过的新的展览形式。通过《中国文物报》《鄂尔多斯日报》《考古汇》《鄂尔多斯博物馆网站》等专业报纸、网络平台、微信平台的宣传和传播，促进了鄂尔多斯文化的多元宣传，使更多的公众了解到了鄂尔多斯的优秀文化艺术，加强了人们对鄂尔多斯古代壁画的认识。

　　2.促进了文化旅游、馆际交流，提升了文化的软实力。

　　展览期间，正是鄂尔多斯的旅游旺季，来参观这个专题展览的观众络绎不绝，他们既有慕名而来的国内外的社会普通观众，也有来自于各省市的文博保护人员，这些文博人员纷纷就壁画的保护、摹制展示、宣传与我馆交流意见，借鉴经验，许多壁画保护单位和壁画爱好者表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非常有意义的展览形式，他们甚至对摹制壁画表现出来的独特质感感到怀疑，认为这就是实体壁画而不是摹制复制出来的。他们也表示这种摹制展览形式是目前最接近壁画实体的，其体现出的壁画质感和肌理，是传统临摹展示所不及的。展览至今短短两、三个月已有多家文博单位表达了对此摹制展览的关切，还表示要长期合作，互相交流，如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还为此专程组团过来进行实地考察，明年也计划在洛阳推行这样的壁画展览，也希望我们的壁画展览过去展开交流。

　　3.对履行博物馆职责、传播教育提了新的平台。

　　摹制壁画展览的开展，吸引了大批的中小学生前来参观，这直观而有效地宣传鄂尔多斯的优秀历史和优秀文化艺术。参观的同时，我们还精心策划，举办展览沙龙，邀请摹制法创始人姚智泉教授在展厅内现场讲解，并指导学生进行壁画临摹、宣传摹制壁画理念。此次沙龙极大地促进了青少年对古代壁画的学习热情，也客观上使我们履行好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

　　4.对践行鄂尔多斯市文化转型、文化创新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转型是鄂尔多斯市近几年提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发展思路。如何实践和实现文化转型发展，鄂尔多斯市各单位方式不尽相同。作为文博单位，鄂尔多斯博物馆在开展博物馆传统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推出的摹制壁画专题展览不仅受到了鄂尔多斯主管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赞誉，而且也受到了文博各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对履行好一个博物馆的职责，实现文化转型、文化发掘、文化创新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正如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刘兆和先生所说的“这次‘摹制’壁画展示是一次壁画展示、利用的重要转折。它目前是国内最接近文物壁画本体的一种复制品，应该是壁画展示上的一个飞跃，也是博物馆展示手段的一个创新，丰富了博物馆的展品，使博物馆成为壁画传播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摹制’壁画展示是一次转折，是一次创新。”

　　相信，通过开展广泛而长期的学术交流，多领域的跨界合作以及摹制技术的不断创新，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壁画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和传播工作必将取得长远而有效的发展。

　　鄂尔多斯博物馆 窦志斌

　　201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