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尔梁墓葬（M2）壁画析内蒙古古代的孝行文化因素

　　摘要：目前，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土了十分有限的五代时期墓葬壁画。清水河县塔尔梁壁画是这一地区最为珍贵的五代壁画资料，保存完整，色彩艳丽，是难得的形象史料。对比以往出土的孝子故事实物材料，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初步分析了二号墓（M2）保存的孝行图像。分析虽为初浅，但籍此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墓葬中那些饱含思想精华的孝行故事能够对弘扬和传播边疆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宣教尊亲敬长的道德伦理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 塔尔梁墓葬  五代壁画  分析  价值

　　一

　　2010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水河县窑沟乡塔尔梁村境内抢救性清理了2座壁画墓葬[1]。两座墓葬内除随葬众多的文化遗物外，还保留有较完整的精美壁画。壁画中包含了佛教、道教、儒教等多种文化因素，按题材可分有人物画、山林画、花卉画、动物画、神兽祥瑞画等，其内容主要见现实家居生活、孝行故事、镇墓求仙、宗教信仰等不同类型。在这些壁画内容中，孝行故事图像是非常突出的艺术题材，画幅众多，代表着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

　　二号墓（M2）保存有非常完整的壁画内容，据简报称，其分布和内容基本有：南壁绘朱雀图、周郯子鹿乳奉亲图、门吏图、牵马侍从图，西壁拱眼间绘花卉图、牵马图；北壁上部拱眼间依次绘画虎形灵兽、玄武和雄鸡图，中部绘郭巨埋儿图、力士图、下部绘夫妇对饮图；东壁拱眼间绘云龙，其下绘伏羲女娲交尾图。其中，周郯子鹿乳奉亲图和郭巨埋儿图属于孝子行孝故事题材，从这两幅的画面主题和内容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北方边疆地区的社会风貌和文化习俗概貌，更可以反映出黄河两岸的边地与中原、南与北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价值，完美体现出北方边地的文化同一性和归属性。

　　二

　　关于“周郯子鹿乳奉亲”的孝行故事，最初见于唐道示撰集《法苑珠林》卷49《忠孝篇·睒子部》，后演变为《二十四孝》的郯子鹿乳奉亲的故事。M2“周郯子鹿乳奉亲”图像绘画于墓室南壁左侧窗户上方，“有横向身披鹿皮的周郯子，头向东，头发高束。”细审画面，所述的“周郯子”为男子形象，身穿黄衣，周身绘有红色鱼鳞状花纹，不见手足，而是双臂呈鱼鳍状，双足处脱落（图一）

                                                        图一  塔尔梁M2南壁人鱼图

　　首先，这种形象与周郯子孝行故事中的人物“身披鹿皮”这一关键因素是不符合的。其次，从故事本身的情节上看，无论不同时期的“睒子行孝”如何演变，其基本的人物情节都是围绕“睒子为满足吃到鹿乳，而身披鹿皮装扮成鹿在鹿群中取鹿乳后遇到猎人”故事概梗展开的，所以，从人物关系上看基本要满足“身披鹿皮”的睒子和猎人两个物象，实际墓葬出土的壁画亦是如此的布设画面格局。而M2壁画中仅仅存在着一个“鱼”形人物，缺少必要的衬托、辅助物象。最后，对比后世成熟的郯子行孝故事中的人物情景颇多出入，如河南洛阳关林庙宋墓题记为“睒子”的砖雕画[2]和山西屯留宋村金墓壁画中的睒子图[3]，这些壁画中的人物所披“鹿”或为明显的梅花鹿形态，或保留鹿头鹿角，且所绘鹿的色彩也接近真实的动物鹿，给人以直观明确的印象，一看便知是鹿的形象（图二）。

                                                              图二 山西屯留宋村金墓壁画睒子图

而M2壁画图像无论从整体造型还是色彩、纹饰上看，与鹿迥异，反而更接近鱼的形态。壁画人物足部虽脱落不存，但据M1相同人物对比判断，足部应呈扇状鱼尾，腰部两侧亦绘有侧鳍状分支，整体形象明显与鱼非常接近，其造型与塔尔梁M1西北壁垂钓图中的黄鱼图像几乎完全相同，并且其身下墨线绘制的数道起伏线条也与垂钓图中的水波表现手法非常一致（图三）。

                                                           图三 塔尔梁M1垂钓图

因此，我们对比相同的孝行故事图像，判断M2南壁左侧的图像名之“周郯子鹿乳奉亲图”不妥，应称之为人鱼图或人面鱼似乎更为接近，其性质应与唐宋墓葬中的“仪鱼”现象联系紧密。人首鱼身俑，是一种人首与鱼身相结合的墓葬神怪兽，许苹芳先生将其考证为《大汉原陵密葬经》中记载的“仪鱼”[4]。仪鱼现象在唐宋墓葬中非常流行，其多为陶、瓷、木质俑形象出土，采用壁画形式出现于墓室中则非常少见。目前在唐宋时期出土仪鱼的墓葬有30多座，共出土仪鱼47件[5]。其基本造型均是人面、鱼身，俯卧状，有背鱼鳍、侧鳍和尾鳍，身体造型或为面朝前的直线形，或为面向左的“S”形，一般多放置在棺床附近，也有被放置在墓室中部，面对墓门和摆放在墓门口的现象。关于仪鱼在墓葬内的性质，崔世平先生认为其应该和墓龙、稽首俑、人首鸟身俑等神怪俑性质相同，属于镇墓兽功能范畴，具有镇墓驱邪的作用[6]。M2南壁的壁画人物形象，人首，鱼身，头向左等特点均与上文所述的“仪鱼”特征相同。此外它的位置、布局也非常独特，绘画于墓室的南壁，墓道入口的内侧，并且绘画在窗棂的上方，这种独特的画面布局，显然不是随意绘画而成，而是颇具考究的，极有可能就是居于墓道入口处，起到震慑、祛祸消灾、免于外界打扰的作用。故此，结合M1南壁甬道左侧的人面鱼身形象（图四），

                                                       图四 塔尔梁M1南壁人鱼图

我们认为，两墓南壁的人面鱼身图像性质应相同，均绘画于甬道左侧、窗棂上部，位置显著而特殊，是外部力量进入墓室的唯一通道，其具有镇墓驱邪、保护墓主的作用较为合理，应属于“仪鱼”的性质。 

　　M2北壁上部的“画面三人，右侧男子呈弯腰掘坑状，左站妇人左手拉裸体孩童，掩面哭泣。”这幅画面所表现得正是“（郭巨）乃命妻抱儿，欲绝地埋之”的情景。壁画中右侧男子踏铲掘地者，其为郭巨；左侧手牵裸童作掩面哭泣者，为郭巨妻（图五）。

                                                  图五  塔尔梁M2北壁郭巨埋儿图

这一画面情景与山西壶关宋代墓“郭巨埋儿”砖雕[7]和河北涿州元代郭巨埋儿壁画[8]十分接近。细审画面，另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即右侧男子在踏铲的同时两眼下视，紧紧注视着坑中所出之物。所出物象与金元宝甚为接近。这个细节也与“郭巨欲埋儿奉母，掘坑，得釜金”的记载是吻合的。所以判断M2北壁的这幅图像确为“郭巨埋儿”行孝故事。

　　关于“郭巨埋儿”的孝行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其文曰：“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寄住。邻有凶宅，无人居者，共推与之居。无祸患。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命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巨还宅主，主不敢受，遂以闻官，官依券题还巨，遂得兼养儿。”

　　三

　　通过对以上2幅壁画的初步分析，M2所称的“郭巨埋儿”孝行壁画比较确定，应属于孝子行孝故事的范畴，但“周郯子鹿乳奉亲”图像却仍需斟酌，极可能不属于孝行故事题材，而是“仪鱼”的性质。基于此，下面仅就“郭巨埋儿”孝行图像的行孝行为和折射出来孝行思想试以剖析。

　　通过梳理分析，无论是简单的孝子行孝行为，还是成熟的二十四孝故事，他们其实是存在着不同的孝行方式的，其尽孝方式多数为两种：自我牺牲和反哺[9]。自我牺牲是当子女与父母、长辈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牺牲子女自己或家人的利益而获得父母利益的实现。M2中“郭巨埋儿”就是这种尽孝方式中的典型者，郭巨为了让节省口粮、赡养老母而不惜埋杀自己的儿子。这种方式在全部二十四孝故事中占据半数以上，可见这种孝行方式是十分普遍和推崇的。除此之外，还如王武子妻割大腿肉，给婆婆提供肉食；曹娥为寻父尸骸，不惜投江自溺；韩伯瑜以挨母亲杖笞之痛，用疼痛体察母亲的康健。反哺是父母年老时，子女以供奉食物、躬身照顾的形式赡养父母，这是最基本的、情理之中的孝行方式。这里，反哺尽孝方式的故事如丁兰为供奉亡母，而刻木人日夜照护；孟宗为了让母亲冬日里吃上竹笋，在山林恸哭而感动天地，获得山笋；刘殷为了满足祖母的口食，冬天到林中求堇，感动天神获得所需。从上面的尽孝方式来看，以“郭巨埋儿”为代表的自我牺牲式的孝行行为是残酷的，单向的，愚蠢的，并且饱含有违人伦、封建的天人感应思想，为了能使父母们的需求和愿望得以实现，孝子们宁愿舍弃自己的个人得失，甚至宝贵生命，这体现出了强烈的逆来顺受思想和封建宗法家长制伦理。通过自我牺牲、自我虐待的方式来孝敬父母，达到感动上天、获得福报和期许的目的，这也是统治阶层极力宣扬的，试图通过这种人伦思想愚弄人们，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他们乐此不疲甚至不择手段地为父母尽孝，并以尽孝、尽忠的愚昧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使他们免以反抗，而寄期望于上天的垂怜和恩赐，逆来顺受，维护统治阶层的统治秩序。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强大，经济不断增长，对传统思想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的重视，弘扬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呼声愈发强烈，但是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判断，不能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全盘继承、全部弘扬，要去除糟粕，取其精华。

　　以“郭巨埋儿”为代表的自残、自我牺牲式孝行行为，是充满糟粕思想的，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必须批判地对待，不能利用这种残酷的、不近人情的行为方式赡养、养护老人。而对于那些蕴含着大量文化美德和思想精华的孝行故事和孝行思想，我们则要热情接受、大力弘扬。因为这些以孝敬父母、照顾老人的优良习俗在现代社会中仍具强烈的现实作用。现代社会中到处充斥着的儿女虐待老人、不赡养父母、对父母不闻不问、甚至为了财产继承子女乱战成一团而不照管老人死活的现象，这些违背人伦的行为与那些中华优秀的孝行故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古为今用，通过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孝行故事、孝行思想来教化和引导当代人，使儿女与父母的关系、社会运转更加和谐、更具人性化，发挥出这些优秀故事的积极作用，激发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现实意义。

　　小 结

　　根据现有考古材料来看，孝行故事至迟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两汉时期得到长足发展，隋唐少见，宋金时期成套的孝行故事已基本定型，至元初经郭居敬增减最终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一般认为，孝子行孝行为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自出现之时起，就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不断流传、不断丰富，并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以塔尔梁壁画墓葬为镜面折射出来的广阔内蒙古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也存在着诸多常见的孝子形象故事，是中原地区传统儒家文化的辐射区，是核心区域向四周文化扩散的结果，具有强烈的文化同一性。反映在墓室壁画上的孝子故事，至迟在东汉时就已经出现[10]，至五代时期的塔尔梁墓葬壁画时，孝子故事已经成为了主要的墓室装饰内容，图幅众多，布局随意，无论是简单的故事情节，还是粗犷、质朴的绘画风格，抑或是粗糙、简略的物象造型，都处处透露着浓烈的边地随性洒脱、不拘小节的文化特性，这是边疆地区的民族性格使然。尽管如此，以孝行故事为代表的古代历史文化表现出了与中原文化统一的文化趋向，表现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谐共荣、休戚与共的文化生命力。

　　注释：

　　[1]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期。

　　[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洛龙区关林庙宋代砖雕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8期。

　　[3] 王进先、杨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3年第3期。

　　[4]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5]、[6] 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见“仪鱼”与葬俗传播》，《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7] 长治市博物馆、壶关县文物博物馆：《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文物》1997年第2期。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涿州市文物管理所：《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9] 叶涛：《二十四孝初探》，《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0] 陈永志、黑田彰：《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孝子传图辑录》，文物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