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金冠

　　内容摘要：通过对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匈奴鹰形金冠、匈奴金凤冠地域分布、形制和工艺的研究，分析鄂尔多斯地区出土金冠的历史背景、中原文化元素和外来多元文化元素，并对其体现出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及影响进行探讨。

　　关 键 词：匈奴  金冠  鄂尔多斯青铜器 

　　青铜，古代文献中称为“金”，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是铜、锡和铅的合金。青铜器原本多为金黄色，传世的青铜器长期经受着水分、酸、碱、空等长期影响，其间与外界环境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和电化学腐蚀，使青铜器的表面往往生成一层锈，锈呈青绿色，故称其为“青铜”。在考古学上，把人类使用青铜制品的时代，叫做“青铜时代”。我们所熟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言重九鼎”“钟鸣鼎食”等，都与青铜文化有关。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部，东西北三面被黄河环绕，南临古长城，毗邻陕晋宁三省，东西长约400公里，南北宽约340公里，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这里自古便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地带。鄂尔多斯的地理位置大致在北纬35°35′～40°15′之间，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1300米左右，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平原约占总面积的4.33%，其余为丘陵山区、波状高原，地表植被以草为主，素有鄂尔多斯草原之称。这里曾被成为“匈奴故地”“单于之地”“匈奴旧境”[1]。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动物纹装饰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它与人们早已熟悉的代表中国夏、商、西周、东周文化的中原青铜器迥然不同，具有浓郁的自身特征，应该属于一种新发现的还未被人们所认识的古人类文化遗存。由于这类遗存以位于中国正北方的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按照考古学界对于一种新发现的考古学遗存均以这一项发现地命名的惯例，把它们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或“绥远式青铜器”[2]。按照用途，鄂尔多斯青铜器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装饰品及车马器。在众多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当中，匈奴鹰形金冠和匈奴金凤冠显得尤为耀眼，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历久弥新，厚重辉煌，不断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本文主要对这两顶在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金冠进行梳理和研究，通过对其地域分布、形制和工艺的研究，分析金冠的历史背景，蕴含的中原文化元素和外来多元文化元素，并对它们所体现出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及影响进行探讨。

　　一、金冠出土的地点（图1）

　　

 

　　                                                       匈奴鹰形金冠

　　20世纪70年代，鄂尔多斯地区相继出土了2件引人关注的金冠——匈奴鹰形金冠和匈奴金凤冠，它们别具一格，体现了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特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北方草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一）匈奴鹰形金冠的出土地点

　　1972年冬，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阿门其日格公社桃红巴拉生产队的社员在进行冬季副业生产时，在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中发现了一批极珍贵的金银器[3]，由于当时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很薄弱，这批金银器出现了流散的现象，一些文物被村民们当做金银制品卖给了当地银行，当地政府通过群众反映得知挖出金银器的消息后十分重视，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内蒙古文化局，1973年春，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派出的田广金、李作智前去调查。田广金、李作智到了当地后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走到村民中去积极宣传国家的文物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经过半年的努力，被银行收购的文物全部追回，而一些当地的村民们也主动地将自己手中的文物捐献出来。另一方面，田广金、李作智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开始了现场调查和发掘工作。他们根据现场发现的人骨和兽骨，判断这批遗物分别出土于两座古墓之中，墓葬处于沙漠地带，由于流沙的侵袭，附近的墓葬均遭破坏[4]。这些在阿鲁柴登被人们意外发现的遗物中共发现金器218件，银器5件，石串珠45枚，其中就包括匈奴鹰形金冠。

　　（二）匈奴金凤冠的出土地点

　　1979年，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西沟畔村接连发现了4座匈奴墓葬，在当年10月发现的4号墓葬其墓主人为一名贵族女性，随葬品众多，制作精美，主要以金器为主，还伴有银、玉石、琉璃器等，而其中一件雍容华贵、流光溢彩的精美文物尤其的引人注目，它就是匈奴金凤冠。据学者考证，这件具有浓烈草原文化特色的金凤冠是匈奴遗物。

　　二、金冠的形制和工艺

　　（一）匈奴鹰形金冠的形制和工艺

　　匈奴鹰形金冠被称为“草原瑰宝”，融铸造、锻压、抽丝等技术于一身，稀世罕见。匈奴鹰形金冠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两部分组成，冠饰高7.3厘米,重192克。下部为以厚金片锤揲成的半球体,上面浮雕一周狼噬咬盘角羊的图案[5]，在半球体上傲立着一只展翅俯视的雄鹰，鹰的身体用金片制成，中空，身体和双翅都装点着羽毛般的精致纹饰，鹰的头部和颈部由两块绿松石做成，与冠饰和冠带形成强烈的颜色对比，非常醒目。鹰的头部嵌以金色的鹰眼，鹰喙呈夸张的内钩状，头和颈之间用花边的金片相隔，金丝穿过鼻孔，经颈部与腹部相连，而尾部则另外制作，也以金丝与鹰体相连，就使得雄鹰的头部、颈部和尾部都是能够活动的，金冠的主人佩戴着冠饰时，冠饰上的雄鹰会摆动头尾，十分生动。金冠的黄金冠带由三条半圆形的绳索纹金冠带组合而成，每件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共重1202克[6]，冠带的两端分别饰以露牙卧虎、盘角卧羊和低首卧马的浮雕图案。整套冠饰显示出一派威猛的雄鹰高高在上，鸟瞰草原上虎狼咬噬马羊、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寓意着佩戴者翔游太空，俯视草原，统领大地的豪迈气概[7]。

　　（二）匈奴金凤冠的形制和工艺（图2）

　　

 

　　                                                           匈奴金凤冠

　　匈奴金凤冠以十字形卷云纹金饰片、“山”字形卷云纹金饰片、镶金边蚌饰（椭圆形、“圭”形）为上部，下缘围绕数周长条形卷云纹金饰片及小方型串珠构成的别具风格的流苏[8]，色泽明艳，富贵华丽。金凤冠的云纹金饰片共有78件，古代的工匠们采用锤揲工艺，在薄金上饰以古朴精致的卷云纹图案，长条形金饰片、十字形金饰片和“山”字形金饰片的卷云纹被打造的各具姿态，这些卷云纹金饰片两端或中间上都有针孔，根据专家推测，通过这些针孔将金饰片缝缀在丝织品或者皮革制品之上[9]。镶金边蚌饰则由蚌壳磨制而成，以联珠纹金边包裹椭圆形及“圭”形蚌片四周，显得精致生动，在包裹椭圆形的蚌饰的金边两端上还焊有环状钮。近百件造型独特的方形金属小珠，中间钻有小孔，可以将其串联成串，这些金属珠质料坚硬，没有比它更坚硬的钻孔工具是无法钻孔的，说明当时的金属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10]。与金凤冠一起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两套文物，一套为一副颇具匈奴文化风情的耳饰，另一套为由水晶珠、玛瑙珠、琉璃珠、琥珀珠串连而成的珠石项饰。金凤冠、金耳饰和珠石项饰交相辉映，体现了匈奴文化高雅精致、鲜活华美的一面。

　　三、金冠历史溯源

　　匈奴鹰形金冠和匈奴金凤冠分别出土于鄂尔多斯的杭锦旗和准格尔旗，它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值得探讨。

　　匈奴是秦汉时称雄中原以北的强大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匈奴鹰形金冠的出土地点杭锦旗阿鲁柴登地区就包括在史书中所记载的“河南地”的范围里。《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所以当时林胡驻牧在“河南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匈奴被逐出“河南地”。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继位，开始对外扩张，在大败东胡王之后，随即并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并收复了蒙恬所夺的匈奴地及汉之朝那、肤施等郡县。并对汉之燕、代等地进行侵掠，匈奴再次占领“河南地”。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匈奴又一次失去了对“河南地”控制。

　　阿鲁柴登墓地东距战国秦长城距离较远，战国时期可能并不在秦国的势力范围内，应为活动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组成匈奴部族的楼烦王或林胡王等王族的墓地，有专家甚至认为鹰形金冠饰就是匈奴单于的头冠[11]。

　　匈奴与西汉进行了多次战争，最终被迫将统治中心迁至漠北。公元48年前后，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又一次回到了鄂尔多斯地区，北匈奴则留居漠北。公元89年到公元91年，南匈奴与东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北匈奴无力与东汉对抗，被迫西迁，从此消失在中国的古籍中。

　　在伊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原报告中指出推测出土匈奴金凤冠的4号墓可能是西汉初期匈奴墓[12]，但潘玲则认为东汉时期居住在内蒙古南部准格尔旗一带的应该是归顺汉朝的南匈奴，那么M4应该是南匈奴的高级贵族的墓葬[13]。

　　四、金冠的所体现的多元文化元素及影响

　　（一）中原文化元素及影响

　　匈奴金凤冠的主流风格显示出一定的中原文化因素，匈奴与中原通过长期的战争、和亲、贸易等多种方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西汉以后，匈奴与汉和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装饰品的纹饰上也讲求和祥气氛，反映了匈奴金银器的时代特征[14]。匈奴金凤冠的金饰片以卷云纹为主，在体现女性柔美气息的同时与当时的时代特点和装饰风格不谋而合。而金耳饰上的包金镂空玉佩，其中一件的螭虎纹是汉代常见的纹饰，汉代的玉器常装饰此类纹饰[15]，显然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

　　匈奴鹰形金冠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胡冠”标本，而“胡冠”对中原地区的冠饰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胡冠”是一种“武冠”，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匈奴统帅头戴“胡冠”的文化才进入中原。王国维在《胡服考》中指出：“胡服之冠，汉世谓之武弁……若插貂蝉及鹖尾，则确出胡俗也。其插貂蝉者，谓之赵惠之文冠。……其加双鹖尾者谓之鹖冠，亦谓之鵕䴊冠” [16]。《后汉书·舆服志下》也记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由此可见，赵武灵王将“胡冠”引入中原地区后，“胡冠”成为了武官的冠饰，但是其形制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冠饰上雄鹰变成了鹖鸟尾和貂尾，代表勇敢善战的寓意，由此可见，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匈奴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并加以改造、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17]。

　　匈奴鹰形金冠和匈奴金凤冠不同程度的展现出汉和匈奴两种文化的性质，这种文化的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匈关系和民族融合。

　　（二）欧亚草原民族文化元素及影响

　　在制作工艺上，匈奴鹰形金冠和匈奴金凤冠都采用了欧亚草原斯基泰金银器制造中常见的锤揲工艺。匈奴鹰形金冠的动物纹饰与欧亚草原斯基泰文化中的动物纹饰类似，但其并不是产生于斯基泰文化，而是在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之下有文化的共同性而已[18]。

　　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有一种造型奇特的鸟形马饰件，造型上多是低头、张翅、展尾，既有天鹅形状的也有格里芬形状的[19]。类似风格也见于匈奴鹰形金冠。另一说认为匈奴鹰形金冠是匈奴信仰崇拜的具化表现，其鸟形源自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战神韦雷特拉格纳崇拜，就此可以推断活动在鄂尔多斯的这些部族在当时可能信奉琐罗亚斯德教[20]。

　　（三）其他文化元素及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与匈奴金凤冠一起出土的项饰中的琉璃珠、琥珀珠产自中亚，金凤冠的镶金边蚌饰和金耳饰的长方形鹿纹金饰牌、包金镂空玉佩采用的是联珠纹，嵌蚌、镶嵌绿松石、包金边以及联珠纹工艺等，是波斯以及地中海古希腊、罗马等西方古文明特有的作风[21]。

　　五、金冠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匈奴鹰形金冠和匈奴金凤冠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令人惊叹，同时它们也反映出匈奴在中国北方草原活跃的三百余年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类型，同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碰撞，并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非常钟爱以黄金与青铜为主要质地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交换与流通，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原文化和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

　　鄂尔多斯地区南接中原、北通大漠，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直接见证并参与了匈奴的崛起，成为了保留匈奴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其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它同时吸收并传播着东西方文化，并创造了自己的独特文化类型。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匈奴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作为匈奴文化灿烂辉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匈奴的四处扩张也在扩散[22]。东西方文明国家间的交往，首先是通过中国农耕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然后又通过草原民族的传递而实现的[23]。匈奴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东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而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由于匈奴帝国的崛起和鼎盛，从而造就了欧亚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上草原游牧文化的趋同现象，形成了草原丝绸之路上民族的大融合和文化、技术、物品的大交流[24]。匈奴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对东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和欧亚游牧文化的交流、碰撞和整合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匈奴鹰形金冠与匈奴金凤冠体现了匈奴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同多个国家、多个民族、多个地区进行着经济、文化、贸易、技术上的广泛交流[25]，它们是东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和欧亚游牧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见证，也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民族瑰宝。

　　匈奴鹰形金冠和匈奴金凤冠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汇流中，在古老岁月的洗礼中，展示着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灿烂文化，见证着草原丝绸之路上勃勃生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它们将永远载于草原文化的光荣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辉煌与厚重。

　　参考文献:

　　[1]马利清：《论鄂尔多斯在匈奴文化中的地位》，《西部考古》2006年10月。

　　[2]杨泽蒙：《远祖的倾诉》，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3]汤宝珠：《匈奴金冠发现记》

　　[4][6]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5][7][8][21]高毅、王志浩、杨泽蒙：《史海钩沉》，文物出版社，2008.9。

　　[9][10][12]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伊盟文物工作站：《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1981，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5-27。

　　[11]甄自明：《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多元文化元素及其交流、传播的青铜之路》。

　　[13][15]潘玲：《西沟畔汉代墓地四号墓的年代及文化特征再探讨》，《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14]赵爱军：《试论匈奴民族的金银器》，《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16]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十二卷。

　　[17]穆河：《驰骋草原的匈奴文化》

　　[18]张景明：《匈奴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原文化》2013年第4期。

　　[19]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20]陈凌：《鄂尔多斯金冠源流考》，《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22][25] 甄自明：《试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传播、交流与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2015年。

　　[23]傅宁：《试论匈奴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4]甄自明：《鄂尔多斯青铜器与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