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地域民族艺术风格，以及远古生命的原始犷朴之美，生动再现了一幅生活在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北方长城沿线的土著居民生活的历史画卷。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造型精美奇特，多以动物纹装饰，纹饰细腻生动，不仅写实性强，构思也十分精巧，可谓之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支绚烂的瑰宝。它其中所具有的图案构思、造型艺术、独特风格以及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思想都值得广大研究者们去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以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主要分析材料对鄂尔多斯青铜器造型艺术进行赏析，以期为现代艺术领域中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美学意义和潜在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挖掘和完善提供一些依据和帮助。
关键词：鄂尔多斯；青铜器艺术；造型艺术；游牧文化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造型
从19世纪末页开始,陆续出土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引起世人的关注，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而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 高毅、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史海钩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12页.]]。鄂尔多斯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15]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N].考古学报.1988年第三期.]]。鄂尔多斯青铜器作为横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早期游牧民族的重要物质遗存，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的造型特征、延续时间较长、分布地域辽阔，其年代由商代晚期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文物出版社.1986年.]]。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按用途和性质大致分为兵器、车马器、工具、装饰品及生活用具，其中包含青铜刀、青铜短剑、青铜饰牌、青铜饰件、青铜杖首、青铜鸣笛、青铜棍棒头、青铜流星锤、青铜鍑、青铜凿、青铜锥、青铜銮铃、青铜当卢、金饰牌、银饰件等等。下面，我们以1984年出土于伊金霍洛旗石灰沟的几件文物为例，具体分析其造型。
1.战国刺猬形银饰件（见图1）这件器物是由银片压成立体的刺猬形状，腹部中空。抽象化的头部向前伸直，前足向前屈着，背部、头部及足部都压印有凹凸的类似月牙形花纹。两只前足的对称位置及尾部中间均留有直径约0.1cm的穿孔，器物通长6.8cm，通宽4cm，通高1.8cm，厚0.06cm，重约0.01kg。此件器物在装饰方法上以浮雕的表现手法塑造出较为写实的刺猬形象。
金、银刺猬形饰件
2.战国双虎咬斗形银饰牌（见图2）这件器物在装饰方法上以高浮雕的表现手法塑造出极为生动的两只幼虎相抱咬斗的形象。它们目视前方，嘴巴大张互咬对方的肩部，耳朵直竖，前肢相互搂抱，后爪强劲有力的蹬着，尾巴像钢鞭一样卷曲上扬，两只虎的背部各有一直径约1cm的圆形孔。器物通长9.4cm，通宽2.9cm，通高1.3cm，重0.05kg，质地为银制品。整件器物造型将两只幼虎撕咬嬉戏的精彩瞬间描绘得惟妙惟肖，彰显了中国早期北方草原民族独特的审美思想和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
双虎咬斗纹银饰件
3.战国鹰首喙聚纹银扣饰（见图3）这件器物整体是质地为银制品的腹部中空的半球形，由磨具压制而成一个六鹰聚首的形状。其以六只鹰的喙部聚点为圆心，外廓为装饰卷云纹的连弧状。器物背部边缘有对称双钮，通长3.24cm，通宽3.23cm，通高1.42cm，重0.026kg。以逼真、写实的浮雕手法塑造出六鹰聚首的生动形象。
战国鹰首喙聚纹银扣饰
4.战国虎咬鹿形银饰牌(见图4）这件器物以浅浮雕的表现形式塑造出一只猛虎将一只捕获到的鹿压在前爪底部，张开虎口准备撕咬猎物瞬间的形象。饰牌整体呈长方形，老虎圆耳凸起，怒目圆睁，虎鬃长披，虎尾扫地，虎爪有力的将鹿按于地面，虎口大张，露出尖利的牙齿。鹿被踏于虎爪之下，鹿嘴微张呈呻吟状，显得毫无反抗之力。器物背部有双钮，通长10.4cm，通宽4.76cm，通高1cm，重0.075kg，质地为银制品。饰牌独特的造型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草原猛虎捕食猎物的精彩瞬间，生动传神地反映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情景。
虎食鹿纹银牌饰
5.战国双虎咬斗形银扣饰（见图5）这件器物使用平衡对称的造型规则，以高浮雕的表现手法塑造出两只猛虎搏斗的形象。两只虎互抓对方肩部，虎嘴大张，露出凶恶的牙齿，虎耳圆竖，怒目圆睁，虎尾劲翘微卷。器物中间有一约1cm的穿孔，通长4.49cm，通宽3.8cm，通高1.34cm，重0.028kg，质地为银制品。以极具动感与韵律的形式表现出老虎搏斗时精彩的瞬间。
双虎咬斗纹扣饰
6.战国嵌铁鎏金龟形节约（见图6[[[]、[7]、[8]、[9]、[10].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漫漫丝路 泽遗百代：草原、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6页.54页.24页.]]）这件器物整体造型为三个嵌铁鎏金龟分别立于三个等距离的圆柱，圆柱下方为一个扁形环，龟头向外，四足上翘。环外径5.3cm，内径2.85cm，厚2.01cm；龟厚1.95cm，长3.35cm[[[]、 [14].王志浩主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M].呼和浩特.2004.729页.731页.]]。游牧民族是马背民族，马是游牧民族生产生活及作战的工具，而各式各样的车马具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节约是装饰和连结马络头、辔带的零件[[[]、 [11]、[12]、[13].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012.5重印）.306页.448页.449页.]]。这件嵌铁鎏金龟形节约，将嵌铁鎏金工艺和扣饰制作工艺完美结合，造型精美奇特，既美观又实用。
龟形嵌铁镏金青铜带具
7.战国鹤首形青铜杖首（见图7[[]]）这件器物以圆雕的装饰手法塑造出一只仙鹤昂首远眺的形象。鹤喙曲长，喙底微张，双目圆大。鹤头顶部位有一长孔凸起，鹤颈部位中空呈圆形銎口，颈侧上下有钉孔。长22.3cm，高4.5cm，銎口径2.5cm[[]]。
鹤头形青铜杖首
8.战国盘角羊头形青铜辕头饰（见图8[[]]）这件器物长18.1cm，宽5.8cm，高8cm，銎口长8cm，銎口宽5cm[[]]。这件器物以突出的盘角羊的首部为造型，将盘角羊最具特征的羊角部分加以夸张盘至羊鼻梁处，羊吻部前倾，羊嘴微张，羊耳直伸，双目圆睁。羊头部及颈部均中空，颈部从前向后越来越宽，略呈梯形，微微鼓起呈銎口，銎两侧有穿孔。
盘角羊头形青铜辕头饰
通过以上对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做出的具体造型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鄂尔多斯青铜器”在器物造型上主要以动物纹饰为母体造型，其动物形象多以草原常见的虎、鹿、鹰、刺猬等，它们的姿势有伫立式、咬斗式、蹲踞式等等，所塑造出来的动物形象或憨态可掬、或高大雄健、或昂首嘶鸣、或悠然自得。器物在线与面的结合上使动物的形态焕发出勃勃生机。“鄂尔多斯青铜器”在装饰手法上多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的表现手法塑造出逼真、写实的动物形象。“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器物以突出的动物首部为造型，并将其最具特征的部位加以夸张，如上述的战国盘角羊头形青铜辕头饰、战国鹤首形青铜杖首。“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许多几何形的动物饰牌、饰件等在造型规则运用平衡对称的形式，以动感与静感、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的形式美表现动物搏斗、猎食等主题内容。
二、鄂尔多斯青铜器造型艺术
在璀璨的青铜文化中，鄂尔多斯青铜器可谓是独具匠心、别树一帜。与我国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相比较，鄂尔多斯青铜器以所承载的独特地域文化、精巧复杂的图案构思、生动鲜明的造型特征、精美独特的艺术风格彰显着我国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色。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人们普遍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匈奴文化系统的遗物。匈奴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主要有四类：即兵器、工具、车马器具和装饰品[[]]。其中的青铜短剑、各式各样的动物纹饰牌饰件和圆雕动物车马具最多最为精致，构成了这一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以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太、和林格尔范家窑子等地墓葬出土者最为重要[[]]。战国后期匈奴文化系统的铜器以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玉隆太、速机沟、瓦尔吐沟、杭锦旗阿鲁柴登、宁夏固原杨郎、陕西神木纳林高免、李家畔等地出土的为代表[[]]。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的战国虎咬鹿形银饰牌、战国刺猬形银饰件与杭锦旗阿鲁柴登等地出土的同类物品风格相类似，战国盘角羊头形青铜辕头饰与玉隆太所出同类物品在器型制作风格上较为相似。因此，根据类比以及通过遗物的文化特征等因素分析，石灰沟墓葬年代当在战国晚期[[]]。
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礼教制度的影响，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生产工具、兵器和青铜礼器等。在中原，从礼制来看，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是庙堂中不可或缺的宝器。而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之相较，有一显要特征便是器型较小，便于携带与实用。从青铜器的不同便反映了地域文化的不同。中原文化建立在农耕的基础上，注重整体和谐统一、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尺度的价值观；而匈奴文化则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注重个体讲究实用、以现实利益为价值尺度的价值观。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鄂尔多斯青铜器凝聚了当时制作者对自然及生活的认知与理解。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相比较，具有浓重的地方风格和独特的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奔放自由的器物造型
从出土于伊金霍洛旗石灰沟的文物研究来看，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造型逸态横生，图案活灵活现，充分体现了北方草原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然的敬畏。看到战国虎咬鹿形银饰牌，就让人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景象：在辽阔无边的草原上，一只老虎匍匐于地，暗暗观察着正在低头食草的小鹿，小鹿毫无察觉，悠然自得。就在那一刹，老虎猛的扑过去，小鹿惊慌失措拔蹄就跑，然而没跑几百米便被老虎压于爪下。小鹿声嘶力竭的挣扎着，然而力量悬殊，它已然成为老虎的果腹之食。老虎低头张开虎嘴，露出尖利的牙齿准备撕咬猎物。这一瞬间便被心思巧妙的作者以饰牌的形式定格记录了下来。从器物奔放自由的造型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方草原民族思想上的自由。再从器物中虎与鹿的比例来看，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完美诠释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法则。因此，鄂尔多斯青铜器完美呈现了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完美体现了人类审美与自然物象的结合。
（二）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结合
要想对文物的装饰艺术进行全面解释，就必须顾及到这些艺术形式产生的渊源及社会文化背景。鄂尔多斯地处蒙古草原的最南端，我国黄土高原的北部，正是山区丘陵与草原的交界地带，气候属于半湿润气候类型[[]]。这样的气候条件，不仅适合畜牧经济的发展，也适合农业耕种。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畜牧民族和半农半牧民族繁衍生息理想的栖息地。随着鄂尔多斯地区气候在早商时期开始趋向于干冷，畜牧业就逐步在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一步步走向畜牧经济，完成了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分野，成为叱咤风云的草原霸主。当时的文化和审美对青铜器的造型有很大影响，器物首先要满足使用需求，而后讲究美观，以使用需求驱动器物工具创新。由于畜牧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他们经常需要迁徙，所以鄂尔多斯青铜器器型较小，非常方便随身携带。生动准确的各种动物纹造型也表明了游牧民族对这些动物的熟知。一组的动物往往代表了一个畜牧群。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无论从艺术构思，还是制作技术都达到了堪称完美的程度。动物造型不仅以个体形象为主，而且还有多种动物的相结合的构图，例如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的战国虎咬鹿形银饰牌、战国双虎咬斗形银扣饰，利用流畅的线条将虎的造型刻画得惟妙惟肖。这种类型的饰牌通常是游牧民族挂在衣服或腰带上的特殊装饰品。由此可见，鄂尔多斯青铜器在造型艺术上达到了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结合。
（三）直抒胸臆的写实手法
鄂尔多斯青铜器大多是直接对游牧民族所在草原环境的描述，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多为写实的动物造型。这种直接的体现手法，不仅直观的展现了游牧民族当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例如，上述这件战国虎咬鹿形银饰牌反应的就是草原生物生存竞争的真实写照，在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游牧民族期望自己成为勇猛强大的一方，可以以绝对优势战胜敌人的美好愿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飞禽类的主题动物造型常见于刀剑及小饰件上，例如上述这件战国鹰首喙聚纹银扣饰就是以“鹰”为主题造型的小饰件，以夸张的手法突出鹰眼的造型，不仅使鹰极度凶猛的性格更加形象化，而且还生动的反映出游牧民期望有鹰一样锐利而又广阔的视野。
总而言之，古代游牧民族从周围的生存环境汲取灵感并进行创作，然后采用写实的手法体现当时草原上生物搏斗、追逐、猎食等画面，使得鄂尔多斯青铜器不仅生动形象而且逼真自然。
三、结语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北方游牧民族留下的珍贵艺术品，它的出现不仅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明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和认知，也为研究我国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以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随着不断的探究和发掘，相信终有一天，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历史遗存的碎片，再现那段绚丽夺目、神秘悠远的青铜文明。
参考文献：
[] 高毅、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史海钩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12页.
[]、[15]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N].考古学报.1988年第三期.
[]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文物出版社.1986年.
[]、[7]、[8]、[9]、[10].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漫漫丝路 泽遗百代：草原、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6页.54页.24页.
[]、 [14].王志浩主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M].呼和浩特.2004.729页.731页.
[]、 [11]、[12]、[13].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012.5重印）.306页.448页.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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